小姑嫁的不远,一条河的距离。
河上一艘斑驳的小船停靠在岸边,静静的。
一个戴着金项链的时髦收费员吆喝着大家上船,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车的没车的,一窝蜂地涌上了船。靠着栏杆唠着家常的,招呼亲朋好友上船的,以及拖车上船发出的喘息声,人群叽叽喳喳着。即便收费员怎么喊,他们愣是聋了似的,各顾各的。他急得涨红了脸,手使劲锤着船舱门框。
“还走不走了?”一个苍老且有力的嗓音从船舱内迸发。
这时,收费员才能仗着嗓音的威风,在拥挤的人群中脏话连珠。但随后人群又躁动了起来,内容大约是被踩到脚,要讨个公道之类的闲话。很快,船便人满为患了,直到船板再也挤不下一位姑娘,收费员才关闭了通道,他娴熟地朝船舱内喊了几句,船便开了。
对岸是没有店铺的,都是住宅。每至中午,街上的饭香往往会传到拥挤的船上,好让他们多安静几分。大家都希望船只赶紧开走,售票员一边用手摩擦着项链,一边嘀咕着“香什么,没吃过饭一样。”听人说,他好像没娶老婆,一辈子和船长杠上了,日日夜夜守着那破船。
收费员是邻村的,四十多岁,烫了一头时尚的卷发,两件喇叭裤来回换洗着穿。村里年轻人调侃他:“二傻子,你又在河上淹死的人身上扒衣服穿了。”收费员不屑地搓着项链,往地上吐了口痰,浅浅地骂了声:“滚。”一老一少在船上骂着,直到到达对岸。
对岸其实很近,大约三十米,许多年来村里就这么一艘小船在不停运作着。小学的时候,每到春节时期,我总嚷嚷着和兄弟姐妹们能早些到小姑家。小姑家有条狗,能听懂人话,因此,每年我们同辈的小孩都希望能天天见到它。然而直至它死了,我也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但我只记得那艘船,以及船上那个神气的收费员。
又过了几个春秋,当我再一次上船时,我发现他好像老了许多,他仍守着那无人应答的暴脾气,但他在船行驶的时候自己找了个靠护栏的位置,点一根烟抽上好一会儿。他的金项链有些碰撞的痕迹,那顶时髦的爆炸头也剔的一身干净。他见我盯着他的身上,有些不好意思地把项链藏在领口,随后眼神又瞟向远方。偶尔会遇到几个娃娃玩闹,以往他都是前去制止,而这次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将火星燃得更旺了些。他黝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发几乎白了。暑假的时候,回乡的也没几个,零零散散的,船上净是些赶集的人。稀稀疏疏地,提着扁担的人放下扁担,却不留神地敲到别人的脚尖。那人先是下意识说了句“对不起”,然后沉默许久。鲜有人的时候,人往往闹不起来,但各顾各地,点上一根烟,然后把烟蒂扔进河里。“到岸了,下车。”他平静的语气中透过一丝威严。
大约是上初三的年纪,按照传统习俗,我们几个要去小姑家拜年。我坐上堂哥的电动车,不停地催促着他到那岸上。风灌了他一嘴,但他仍然兴奋地说道:“今年修了新桥,以后可以不用挤那破船了!”我愣了一下,那收费员忧郁的眼神在我脑海里浮现。那艘船,那拥挤或是熙攘的人群,似乎被按下静音,他们漂浮在那空旷的河上,越漂越远。
我很久没看到那个收费员了,再一次从别人口中听闻他的讯息,他已经死了。据说是在一个深夜喝醉了酒,一头扎进湖里,又听说是被债主追得走投无路。总之,这个人已经死了,死因没有人会在乎。他没有一块石碑,只有山头那块木头柱子插在那,斑驳的项链挂在柱头,颜色已经掉的没有一丝金,从柱头往下看,正好看到一艘破船停在岸上。去年,老家发生洪灾,政府派人拖走了那艘破船。当我再次跟随乡里人上山时,那根柱子也不知道被风沙吹到哪去了,连项链也不见了。
我突然觉得很难过,就像半碗米饭的最后一粒,菲力牛排的最后一口,以及从前和那个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桥上时常是空落落的,不会有人停泊,人们往往叼着烟,提着一箱爆竹匆匆走过。偶尔俩兄弟碰面,互相骂了一声,“你小子……”两人相视而笑,接着便相对而行。
每当我骑车穿过那桥,总有喧闹声从我耳边掠过,然后留在了桥上。经常有位戴着蓝帽的大爷驻足于此,熟练地点了根烟,望着那片海。他是收费员,或是船长,亦或是和船生活了半辈子的人,他们的心和船紧紧地系着。我只记得那个威风的收费员,他在人群中嘶吼着嗓子的模样。至于上船的人,我不记得了。(福鼎一中学生 严可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