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两会 |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山雨欲来”的全球化大抉择时刻

2016年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刊发的一篇题为《全球化死亡之旅始于2016》的文章悲叹，“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说：2016年是自由贸易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年，甚至是最新一波全球化进程终结的开端之年。”

尤其当以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首的一些西方政要们，将问题归罪于全球化并企图逆转这一时代潮流的时候，全世界都将目光转向了中国。

“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用一场主旨演讲警醒世界，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全球化是人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自然过程，它的包容性天然地要求市场和贸易规则不断扩大和统一，“这一特征决定了全球化进程不可能被中断。所谓中断，也只能是中断通过权力让步和制度安排形成的具有排他性的一体化进程，比如TPP。”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进一步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分析说，经济全球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后，“贸易投资自由化向深度发展，要求各国国内体制实现更高水平开放，更多国家参与全球化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各成员方利益分配关系更为复杂，导致一些国家人为地停滞或反对参与全球化。”

尤其是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的时候，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会感受到压力和冲击。

张幼文告诉《瞭望》记者，“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出发，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和内部改革，有效应对挑战。”

一是遵循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原理，注重自主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二是遵循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新动能；三是遵循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规律，抓执政党自身建设、抓服务型政府建设、抓政府对市场的监管。

北京动车段西动车所的检修师傅在测量受电弓碳滑板尺寸。（陈晔华摄/本刊）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和改革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则。”黄卫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为世界作出了榜样，“不是将问题归咎于别人，而是以自胜者强的进取心态，改革自身以主动适应时代变化。”

具体而言，就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领会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发展；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逻辑，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在手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最终通过自身努力，抵达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彼岸。

因此，面对当前全球范围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大气候，多位国情权威研究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一方面，要清楚“一山放出一山拦”，提醒国人“常怀忧患之思”；另一方面，则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一是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又好又快地继续做强国家经济实力、做大国民财富“蛋糕”；二是矢志不渝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到底。

在黄卫平看来，经济发展就是逆水行舟，按照劳动生产率计算，2016年，我国8亿劳动力创造了11万亿美元GDP，美国1.7亿劳动力创造了18万亿美元GDP，“这意味着，我国财富创造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决不能未富先骄、未富先懒。”

刘尚希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总方略，是完整的战略部署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手段和保障。”

“这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治国理政的核心问题，是牛鼻子。”所以，他强调，能否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

开辟通向共同富裕的人类新道路

刘尚希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主要是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长个子”，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不仅需要强健的体格，更需要健康的心理和成熟的精神。遗憾的是，以政府与社会关系为主线的社会化改革有些滞后。”

市场改革培育经济理性，社会改革培养社会理性，即公共理性。他说，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中，经济理性超前发育，而社会理性也即公共理性严重滞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伦理道德、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缺失；而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不讲诚信一度成风；创新意识不足，投机、泡沫、短期化行为频生。

这位财税研究权威学者，从自己几十年追踪研究中国财政改革的视角感受到，“社会改革应当成为整个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社会改革推进了，社会理性不断发育，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乃至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有更稳定推进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即意味着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工具，但不能一切任由资本说了算；推进社会改革，就是扩大社会主义因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形成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

在刘尚希看来，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五大发展理念”，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文化富有时代内涵的极大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国能不能引领21世纪的人类文明，就看能不能通过市场经济从先富带动后富，走进共同富裕。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难解决的发展问题。”

采访中，胡鞍钢从国情研究层面也作了殊途同归的思考，“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发生三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一是用20年时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到2030年构建共同富裕社会；三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其中，构建共同富裕社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他特别强调，共富社会不是平均富裕，而是指社会差异相对较小，且可管理、可调整；共富社会的核心是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享有发展机会、共同提高发展能力、共同提高发展水平、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富社会；共富社会的底线是发展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消除各类绝对贫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