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发展的力量守护国际关系道义准则

　　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

　　大国崛起改写国际关系格局，给不同人带来全然不同的感受。有鲜花掌声，也会有荆棘险滩。冲破傲慢与偏见的藩篱，架设沟通合作的桥梁，“破冰”精神是直面现实的清醒，也是把握发展机遇的勇气。

　　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壮大，某些西方人嫉妒、疑虑、恐惧情绪进一步加剧，他们刻意诋毁中国发展道路，干扰中国前进步伐，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甚至挑战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年均11%的增长速度，“崩溃论”、“责任论”、“扩张论”从未间断。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两面下注”、“价值观联盟”、“重返亚太战略”接踵而至。不管中国取得怎样的发展成就，他们都说成“扭曲体制下的畸形产物”，甚至连体育运动都不例外。伦敦奥运会期间，对中国代表团骄人成绩质疑攻伐，一些西方媒体宣称“历史迟早会证明中国运动员服了兴奋剂”。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表现颇有几分典型意义，折射出某些西方人面对中国崛起的扭曲心态。

　　历史不同，切身感受不同，思维和行为方式就不同。西方国家长期居高临下，走过“国强必霸”的路子，甚至一度出现“日不落”国家。一些人延续着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动不动就这样那样地教训别人。

　　尽管与过去相比，中国发展了、强大了，但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在联合国郑重宣布：我们永远不称霸。中国传统文化一贯主张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家和万事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早已深入人心。

　　中国现在的版图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时就基本成形了，15世纪初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先后七下西洋到达了南洋、印度洋沿岸及非洲等地。英国一位退役海军将军曾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画出包括西半球在内世界地图的国家，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但中国的史料中对此并无记载。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瓷器、茶叶、丝绸、工匠，而没有带去总督，如果那时中国有扩张和称霸的野心，恐怕中国早就成为“日不落帝国”了。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中国人对此有格外深切的感受。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强行向中国输送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从那时起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凌辱、每况愈下。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被欺凌的历史、受屈辱的历史。

　　一些西方国家曾严重侵害过中国的人权，甚至给中国人的人权就是被屠杀的权利。这些有着“前科”的国家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的人权教师爷。而且连个悔过道歉都没有，连个对自己“前科”的思想转变的过程都没有，这无异于在中国人民历史的伤口上撒盐，继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今天是中国历史上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中国人怎么会不对横加指责的挑衅行为产生强烈反感，不对这些西方国家所谓“真心善意”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探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从来都不会取得成功。中国人不对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说三道四，也希望别人尊重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权利。中国人不主张以某一种发展模式为标准，更不同意把这样的“标准”到处套。谁不符合这个“标准”，就指责谁离经叛道，就干涉别国内政，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发展道路是否正确，从根本上说，有权判断的只有其本国人民，而不是外界的所谓“评判者”。

　　中国人民对自己今天的发展道路是满意的，是有信心的，目前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世界很多国家进行民意测验后发现，中国老百姓对发展道路和政府领导的满意度是最高的，达到80%以上。

　　某些西方人一面无中生有地指责中国阻碍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一面借种种保护主义手段破坏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比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开放程度都要高，甚至可以说也高于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国先后有几个企业到美国投资，美国议员们将商业投资政治化，声称威胁国家安全，要求美国政府展开调查。华为公司是一个典型的民营企业，其创始人曾在基建工程兵做技术工作，美国等国家硬说这个企业有什么军界背景，华为公司去兼并美国一家很小的电信公司，都被说成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最后也只得作罢。反过来，美国很多企业都是由退役将军当董事长、顾问，如果中国也按照美国的标准把这些美国企业拒之门外，它们又会是什么感受？

　　某些西方人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无端发难。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外开放和投资的环境，也涉及到中国国内自主创新能否顺利开展，如果不很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就会伤害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创造热情。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始终抓住保护知识产权不放松，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加大执法力度。目前中国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牵头组成了跨部门协调机制，每年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重点，降低了依法追究的门槛，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五六千人由于侵犯知识产权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道路，这个进步是很了不起的，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这一巨大成就不是某些西方人几句话就能抹煞的。

　　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将下降40%—45%，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也将达到15%左右。然而，某些西方人无视本国不履行有关国际协议的事实，向中国挥舞大棒，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通过所谓的计算来抱怨中国使用能源太多，无视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的事实，无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努力，将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毫无根据地推给中国。

　　国际关系是一个庞大繁杂的体系，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体察。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强调，要 “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这一论断既朴实无华又高屋建瓴，为人们观察处理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简单明了，平等包容、摒弃恶意、自我约束是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然而，某些西方人是如何对待中国的？中国人又有怎样的感受？

　　面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事实，就连英国《金融时报》也曾刊载文章指出，中西双方认知分歧的加深，主要是西方国家用不同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和要求中国。一方面，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无论处于何种情况都应保持克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总是用西方价值观以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审视中国，甚至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对中国采取指责或惩罚性限制措施的态度。因此，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天性，每当中国被卷入国际争端，西方的政客和舆论领袖总是不分青红皂白指责中国。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到多重标准的苛求。

　　道德不是自我标榜的说辞，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出于“合乎道德的理由”干不道德的事。值得警惕的是，在某些西方人的词典里，“正义之爱”不过是“不正之心”的代名词。这些人对于中国的“见解”是其殖民心态的不折不扣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