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印召开村民大会,就最后一户村民的态度让大伙讨论。
群众站出来说话了。这个说:“镇里支持咱村修路,是给咱们办好事哩,你这个态度,像啥话?”那个说:“就你能,俺都是傻子?俺村盛不下恁能的人,你走吧!”还有人说:“你不出钱,不出力,就没权走新修的路;要走,走一次掏一次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那人说得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真诚道歉并履行了义务。结果镇里出钱,村民出力,把这个村的路修通了。
吴金印经常拿这些事例,跟唐庄镇的干部讲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咱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比老百姓高明,不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指手画脚瞎指挥。群众在基层,最能吃透情况,并且整天都在思考问题,他们的想法往往更切合实际。我们当干部的,如果放着恁好的老师不去请教,岂不是傻子?
“群众是最亮的镜子”
1987年11月,吴金印调任唐庄镇党委书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镇里全体机关干部到辉县常村乡燕窝村上一堂特殊的党课。
那天,他们大清早出发,前往太行山深处去看望一个人。此人就是郑永和。郑永和曾任辉县县委书记,后来担任省部级领导,退休后组织一批老干部成立“老头队”,在太行山里为群众服务。
“老领导,”吴金印见到郑永和,一把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这是在干啥哩?”
“房东家的门框坏了,我给他们做个石头的。”郑永和憨厚地笑着,手中的锤錾不停地在石头上敲打着。
“郑书记,你是咋想的?省里有你的高级住宅你不去住,儿孙一大群,你不去享受天伦之乐,咋就偏偏往这山旮旯里钻啊?”吴金印明知故问,他是想让大伙听听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要说享福啊,我觉着这就是享福。”郑永和停下手中的活计,望着四周的山,深沉地说,“活了快一辈子,回头想想,谁对俺最亲?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对俺亲,俺就到他们这儿来。吃饭——干活,干活——吃饭,一点烦恼都没有。这生活呀,越过越有味儿……”听着郑永和质朴的话语,大家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我们为谁当官”这些问题。此时,大伙明白吴金印带他们到这里来“开会”的用心了。
告别郑永和,他们没有马上回到机关,而是把车开到唐庄北部的大司马村,会议在这里接着进行。吴金印从社会上流行的享乐风开始讲起,讲到我们为谁当官的问题,他说:“大道理咱就不讲了,党章上写得清清楚楚,咱就讲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吧:我们的工资是从哪里来的?是人民交的税收;我们吃的饭是从哪里来的?是农民种的粮食。一句话,人民养活了我们。人民养活我们干啥?为了让我们替他们办事。老百姓养牛,牛能为他们犁地;老百姓喂鸡,鸡能为他们下蛋。我们当干部的,花着人民的税收,吃着农民的粮食,如果不给群众办事,那就连牛都不胜,连鸡都不如!从前,人们习惯称我们叫‘父母官’。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人民的公仆。不要以为老百姓无职无权,免不了咱的职,也提拔不了咱,就不把他们放到眼里。要知道,干部和群众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心系群众苗得土,背离群众树断根,离开群众就是死路一条!”
咋样才能让干部不脱离群众?作为党委书记,吴金印深知仅靠口头上说说是不行的;即使按照要求执行一阵子,也很难持续下去。制度管根本,机制管全局,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落实。于是,在这次大会上,吴金印和唐庄镇干部一起立下了“四不”、“四同”的规矩。“四不”,就是身不懒,积极参加劳动;嘴不馋,到村进厂不喝酒、不吃请;耳不聋,倾听群众意见;手不长,不拿群众东西。“四同”即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群众商量。同吃,就是驻村干部不准单独起伙,一律到群众家吃派饭,不准喝酒,吃了饭要交钱;同住,就是驻村干部不准住村委会,必须住到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家里;同劳动,就是每个干部自备一套劳动工具,每年20个义务工;有事同群众商量,就是村里制定重大决策前,驻村干部要跟村民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