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30周年的感悟与建议思考
福鼎市老年学学会 陶桐生
(2012年6月22日)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30年来,我市和全国各地一样老干部工作稳步前行,取得了巨大成绩和经验,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新局面,本文按照上级征文精神,联系福鼎实际情况,侧重在理论引导、老龄科研创新方面得到感悟并建议思考,以纪念干部建立离退休制度30周年,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一)
邓小平同志曾将干部离退休制度评价为“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扩大会议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就把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五大弊端之一提出来,它和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等四种现象相提并论。他指出“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党的十二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修改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对离退休干部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为两年后正式作出“制度决定”做好了思想和舆论的充分准备。
30年来党在人事制度改革突出做了两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一方面是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福鼎市2011年作为中组部市县换届工作联系点,通过换届,新一届乡镇党委委员平均年龄39.06岁,其中35岁以下34人,较上届增加了13.3%;女干部12人,较上届增加了50%;研究生学历3人,本科学历73人,较上届增加1倍以上;少数民族干部11人,实现少数民族人口千人以上的乡镇都至少配有1名少数民族党委委员,班子结构全部达到中央和省委的规定要求。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基础,有效地确保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稳步前行,具有历史深远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从老干部的“五个老有”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六个老有”的理论、体制机制创新和实践创新,全市现有离休干部104人,退休干部896人(指行政部门),其中处级以上的退休干部32人,“5.12”退休干部25人,年龄最大的95岁,90岁以上7人。老红军张德霖在市粮食局离休后享受副厅级待遇,上过市委工作会议主席台,活到1999年97岁还能用放大镜阅读报刊;老八路赵其禄(原粮食局副局长),荣获“健康老人”称呼,活到1996年88岁还担任粮食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副书记,坚持每月参加一次的集体学习日活动;全市离休干部平均年龄84岁,比全市老年人口平均年龄73岁增长11岁。老干部的健康长寿,是党和国家对解放前入伍入党的近代“开国功臣”实行“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并注意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政策优越性具体体现。
(二)
任何行业的先进行列,都有先进业绩、经验的共性,也有它的个性。福鼎市的老干部工作与老龄科研相结合,就是这种个性独特的基本业绩与基本经验。表现在老干部对形势挑战的敏感性、对机遇的把握性,对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自觉性,对老龄社会的老龄科研作为科学理论研究主导地位和互动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的结果。
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当前老干部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年我国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至今短短13年,老年人口60岁以上达到1.78亿占总人口13亿的13.26%,离休干部越来越少、退休干部越来越多。呈现人口结构“四化”(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新特点,它正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而又相互转化,既是社会经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大发展,又是社会矛盾日益凸现的时期。如何敏感面对挑战,把握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福鼎市委、市政府选择了从老年学科研入手,积极响应联合国提出1999年为国际老年人年和“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新理念,在1999年5月召开了千人参加纪念老年人年大会,发出“重视老年学研究,推动老龄事业发展”的号召,笔者以市老龄委名义撰写《老年人社会参与、价值、共享及其互相关系的初探》学术论文,第一次被中国老年学学会邀请参加同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全国老年人社会价值专题研讨会,也是福建全省第一次有县级市代表参加全国老年学术研讨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