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污染：绕开耕地红线侵蚀粮食安全(图)

2012-07-26 09:19:12 来源：半月谈作者：点击图片浏览下一页

　　土地“洗澡” 代价高昂

　　尽管铅污染事件已经过去了6年，但在和本刊记者交谈时，新寺村村民仍然忘不了当年的情景，“当时新寺村的蔬菜都没人要。”一位村民说。

　　2006年9月，甘肃省徽县水阳乡新寺、牟坝两村300余人被查出血铅超标，污染源是村边的徽县有色金属冶炼公司。环保部门的监测表明，企业周边400米范围内的土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铅污染。

　　“这在当时是比较严重的土壤污染事件。”甘肃省农科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所长车宗贤说，此前甘肃还没有出现类似情况。“在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后，近年来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进入了集中多发期。”车宗贤认为，相对于这种严峻的形势，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却明显滞后。

　　污染状况不明治理难度较大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已有《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这些法律中虽有防治土壤污染的相关规定，但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法律依据。

　　记者在江苏、甘肃等省环保和农业部门采访时了解到，由于缺乏系统和明确的法律法规，此前这些部门并未进行土壤重金属方面的普查，实际污染状况并不明晰。

　　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污染专家指出，目前国内关于重金属调查和不同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工矿和冶炼厂区周边、城郊蔬菜地等，对农业主产区耕地重金属污染现状的调查和分析相对较少，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对我国部分地区重金属污染状况统计不清的问题。

　　在实际治理方面，国内许多单位进行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都面临成本过高的问题。去年以来，环保部农田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工程在甘肃白银市东大沟展开，工程对65亩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农田进行修复。经过修复，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以及修复区域种植的小麦、玉米中的重金属含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参与此项工程的珠海市中科信息技术开发公司总工程师黄新建介绍，去年他们修复了5亩地，就像给土地“洗澡”，成本达到每亩10万元，比较昂贵。从目前来看，国内还没有找到一种经济、有效、适合大规模农田的科学修复模式，重金属污染治理还处于摸索阶段。

　　需标本兼治需多措并举

　　目前，国家已经制订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提出要重点防控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5大行业，并将内蒙古、江苏、广东等14个省、自治区列为重点治理地区。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认为，土壤重金属污染形势日益严峻，要从根本上治理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但一定要向着“控制增量、消化存量、标本兼治”的目标不断前进。

　　首先，应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完善制度；组织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污染土壤修复、污染场地判别、土壤环境监测等标准，不断完善土壤环境保护的标准体系。

　　其次，加强科学研究。以重金属高风险或轻度污染农田为对象，重点研究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修复技术，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高风险农田的边利用、边修复技术，重金属原位钝化技术等，并加强相关制剂和技术设备的研制。

　　第三，建立重金属污染预警制度。对所有可能造成重金属污染的生产生活行为，建立一整套预先告知和公开发布制度。针对不同种类农作物的特点，建立各类农作物产地土壤重金属安全阈值。按照重金属含量水平合理布局农作物，不仅可以避免农产品的重金属超标问题，还可以安全有效地利用不同污染程度的农业土壤。

　　第四，建立重金属污染整治和补救制度。对重金属污染控制应实现地方政府负责制，打破先污染再治理的怪圈。依据重金属影响程度将土地划分为保护、预防、修复三种类型，建立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土地功能区划、土壤修复和污染土地再利用制度，将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与地方政绩挂钩，加快开展全面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

　　求治农地“批量污染”

　　相比于化工“污染地”、重金属“污染地”，化肥、农药、农膜带来的农地污染并没有那么触目惊心，但却具有量大、面广、隐蔽性强、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一些受污染严重的土地，已不能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山东省济阳县高槐村一位老农告诉记者，由于化肥农药使用太多，“过去松软的地现在板结得刚刚的，太硬了，地瓜种下去长不大，谁也不敢种”。

　　面源污染不容忽视

　　在湖北宣恩县晓关乡张官村，村民陈万富告诉记者，他家的耕地10年前还比较肥沃，什么都可以种。但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晴天硬邦邦，雨天不渗汤”，只能种点好活的洋芋，然后套作点玉米。

　　当地农技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典型的土壤酸化现象。“现在化肥过量使用，土壤酸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湖北省农业厅土肥站副站长何讯说。

　　化肥使用过量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的使用也同样如此。它们已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日前，记者驱车4个多小时，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巫山县曲尺乡伍佰村。2007年以来，村民李应斌一家烧了自家的1亩多柏树、松树林，开荒种植玉米、红苕等作物。李应斌说，“咱不懂啥叫科学种地，要我少用化肥农药，我家的口粮谁来保证？”

　　据统计，三峡重庆库区人均耕地不到1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少农民依靠毁林开荒、提高农地复种指数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来维持粮食产量，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突出，要扭转土壤污染加重趋势难度很大。

　　在山东寿光、济宁等地，记者同样发现不少菜农讲究“蔬菜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民们很清楚化肥农药用多了对土壤有污染，对果实品质有影响，但是不用产量又上不去。寿光一位菜农告诉记者：“化肥农药用多了不好，不用不行，我们是又爱又恨。”

　　至于农膜，则主要是残留造成危害。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站站长张玉辉说，由于塑料残余物主要成分是聚烯烃类化合物，自然条件下可在土壤中残存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而不降解，这些废膜的存在会影响土壤的通透性，阻碍土壤水分、养分运移和作物根系生长。

　　记者采访发现，只要是铺膜的农田，就有农膜残留。甘肃省农业生态保护站的一项监测显示，甘肃每亩耕地农膜残留量最多达14.67公斤，最少的每亩也有5.23公斤。中国农科院在河北邯郸地区的调查表明，棉田农膜残留率一般在10%～20%之间。

　　一些农业技术人员指出，现在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全膜技术的推广普及等，使得过去对环境具有正效应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批量污染”，直接毒害着农地。

　　农民缺乏治污积极性

　　基层不少干部告诉记者，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关键是科学规范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并不存在什么技术难题，只是在当前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益低的现实情况下，农民这一治污主体缺乏积极性。

　　多地农业部门的监测发现，农民为了减少成本，往往使用0.006毫米的超薄膜，甚至还有0.005毫米的农膜。张玉辉说，越薄的农膜强度越低，抗拉能力差，容易老化，破碎后碎块更小，难以捡拾，相应产生的农膜残留量就更大。

　　我国1992年制订的国家标准规定，聚乙烯农膜的厚度不应低于0.008毫米。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严昌荣说，这个标准只有日本农膜标准厚度的57%，即便如此，不少企业生产的农膜厚度还达不到要求。

　　甘肃省农业部门表示，在甘肃省，除了政府补助的农膜合乎标准外，农民自购的农膜基本上不合格。

　　记者在甘肃、黑龙江等多省采访也发现，0.008毫米以下的农膜更受农民欢迎。农民告诉记者，超薄农膜价格便宜，0.005毫米左右的农膜价格比0.008毫米的至少便宜30%以上。种地收益本来就不高，投入肯定是能省就省。

　　对化肥农药的规范使用同样面临这一问题。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推广的行之有效的施肥技术，一直难以成为我国分散农户的常规生产技术。

　　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张维理告诉记者，土壤有效成分测试是合理施肥的重要基础，但一个土壤样本仅化学测定费就至少需要200元，而我国农业人均耕地少、效益低，推广这一技术难度极大。

　　重庆市农委向记者提供的2011年重庆粮油生产效益分析表显示，在重庆，水稻、玉米、马铃薯等13类主要粮油作物年平均纯收益仅为369.6元／亩。采访中，不少农民反映，种一季粮挣不了几个钱，化肥、农药一旦用少了，庄稼立马减产，谁都不敢轻易减量。

　　必须重视源头控制

　　针对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专家建议，应逐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提升农业效益，提高农民的治污积极性。与此同时，还应建立更为有效的防污治污机制。

　　必须建立源头控制的监督体系和相应机制。我国目前无论是重要的水源保护区还是农业污染已很严重的高风险地区，均无源头控制的监督体系和相应的奖惩措施，难以对农民不规范的生产行为进行引导。

　　此外，应抓紧制定和执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据专家介绍，执行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是控制化肥农药污染的关键举措之一。我国目前农业环境保护工作仍主要停留在污染面源普查、污染源测定等基础层面，尚未提出适应不同要求的明确的农业生产技术执行要求和污染防控标准，农民只好各行其是。

　　农膜方面，云南省农科院研究员洪丽芳建议，除在生产环节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增加农膜厚度外，要研究开发无污染、少污染的新材料，推广光降解聚乙烯农膜、生物降解聚乙烯农膜、植物纤维农膜及其他环保农膜，以替代聚乙烯农膜。

　　甘肃省农业部门认为，应推广“一膜两年用”技术和适时揭膜技术，并结合农艺措施，优化耕作制度，减少农膜使用量。张玉辉说，“一膜两年用”“一膜多年用”技术相当于使农膜使用量减少了一半以上，相应的残膜也就减少了一半以上。
此外，当前对废旧农膜还普遍存在处理方式简单、利用渠道狭窄等问题。从田间回收来的农膜，基本上都是粗加工后变成颗粒，然后出售给深加工企业。

　　记者采访的数省十余家废旧地膜初级加工厂普遍反映，因为产品雷同，为争夺市场，互相压价，导致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因此只能不断地压低废旧农膜的回收价格，导致农民和回收点对农膜回收的积极性越来越低。

　　专家建议，应出台扶持和激励措施，加大农膜回收力度，发展农膜回收、加工、利用企业。基层农业部门认为，可通过“旧膜换新膜”、提高回收价格等方式，调动农民回收农膜的积极性，提高农膜使用率，降低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