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探究！太姥山国兴寺到底建于何时？

太姥山国兴寺，位于太姥山风景区内，坐落在乌龙岗东麓峡谷一处相对平坦的山坳中。寺名“国兴”或者“兴国”，寄寓着对国家兴盛的宏大祈愿。如今的国兴寺，为上世纪末新建，有大雄宝殿、太姥圣殿、地藏王殿、客堂等，新建殿堂呈线型依山分布，前沿紧挨旧国兴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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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兴寺遗址2005年被公布为福建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考古发掘，目前遗址上旧基裸露，大量建筑构件遗存露天堆放，中殿遗址上七根大石柱岿然矗立、直指云天，令人触目浮想：这样的一座寺院，始建于何时？历史上有过怎样的辉煌？

关于国兴寺的始建时间，由于史料记载不一，如今也没有一个定论，这里试着根据现有史料进行粗浅的分析，意在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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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见记载国兴寺的最早史料是林嵩的《太姥山记》。林嵩，福州长溪县赤岸（在今霞浦）人。唐咸通年间，在太姥山麓之灵山建草堂读书。乾符二年(875)进士，授职秘书省正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林嵩束装归里，栖居灵山谷中，纵情山水，期间游览太姥，并作有《太姥山记》。其文曰：

山旧无寺，乾符间，僧师待始筑居于此。……游太姥者，东南入自金峰庵；东入自石龙庵，即叠石庵；又山外小径，自北折而东，亦入自石龙庵；西入自国兴寺，寺西有塔；北入自玉湖庵，庵之东为圆潭庵。国兴寺东有岩洞，奇石万状……

文章说太姥山本来没有寺院，是唐代乾符年间有一个叫师待的僧人开始在山上建寺居住，但没有明指师待所建是哪座寺院。文章紧接着提到金峰庵、石龙庵（叠石庵）、国兴寺、玉湖庵、圆潭庵等多座寺庵，后面还提到白云寺（包括摩尼宫），如果此文为林嵩所作可信，那么林嵩时代太姥山就已经有了这么多座寺庵，国兴寺是其中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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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南宋淳熙《三山志》对国兴寺的记载：

国兴院，望海里，大中祥符四年置。太姥山旧名才山，《力牧录》云：“容成先生尝栖之。”今中峰下有石井、石鼎、石臼存。王烈《蟠桃记》……林嵩《记》云：“先是无寺，乾符间，僧师待始筑居于此，乃图其秀拔二十二峰示林陶。陶因名之……”

《三山志》的体例，“寺观”后附“山川”，所以把太姥山的有关情况放在“国兴院”条下介绍，而且，在太姥山的介绍后面，还附了林嵩《太姥山记》的部分内容，这使人不得不对林嵩《记》中所述“僧师待始筑居于此”的这座寺院与国兴寺有更多的联想。

但是，《三山志》中的这段“国兴院”文字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前面说它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可是后面所引用的林嵩《太姥山记》一文中，已明确写到了国兴寺。换句话说，既然唐代的文章里已出现“国兴寺”，《三山志》如何又说国兴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林嵩《太姥山志》不是唐人文章，而且是宋大中祥符四年之后所写；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承认林嵩为唐人，《太姥山记》为唐人文章，如果这样，那么，《三山志》说国兴寺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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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福鼎县志》就明确认为《三山志》的看法是错误的：

国兴寺，在八都。一名兴国寺。《州志》：“在太姥山东。唐乾符四年，僧师待建，今废。石柱、石塔、石池尚存。”《三山志》:“国兴院，宋大中祥符四年置。”误。

这段文字在引用《三山志》并指出其错误之前，引用了《福宁州志》。《州志》一改林嵩《太姥山记》的“含混”，明确指出国兴寺就是唐乾符四年由僧师待所建。笔者查万历四十四年《福宁州志》，文字如下：

国兴寺，在十都，太姥山之东。唐乾符四年，僧师待建。越二年，林嵩始为《山记》。”寺今圮废，而石柱、石塔、石池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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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清乾隆《福宁府志》的说法基本与《福宁州志》相同。此中有一个信号比较强烈，就是“越二年，林嵩始为《山记》”一句，是为支持国兴寺始建于唐乾符四年这个观点的一个注脚和佐证，编纂者有意在此做了一个强调，它说明，当时《福宁州志》《福宁府志》的编纂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加以辨别后得出了结论。如果这个结论正确，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师待是唐代乾符年间的一位和尚，他最早在此结庐而居，而有了最初的国兴寺。

但是细查林嵩《太姥山记》的不同版本，文字也不尽相同，包括紧接在“山旧无寺”后面“僧师待始筑居于此”的这个时间，谢肇淛《太姥山志》所收林嵩《太姥山记》是“乾符间”（以下简称“乾符版”），而万历四十四年《福宁州志》、清乾隆《福宁府志》和清嘉庆《福鼎县志》所收的林嵩《太姥山记》，均写为“祥符间”（以下简称“祥符版”）。

林嵩为唐代之人，按常识，唐人文章中不可能出现宋代皇帝年号，有人依此认为《太姥山记》是后人的伪作，或这位林嵩不是唐代的那位林嵩，是宋真宗时人，但现存收录或引用这篇文章的史籍并不都是清一色的“祥符版”，而有的就是“乾符版”，如上文所述《三山志》“兴国院”条下的引文和谢肇淛《太姥山志》收录的《太姥山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祥符版”就显得比较可疑，而“《太姥山记》是后人伪作”和“林嵩是宋真宗时人”的结论也显得逻辑不顺、证据不足，相比之下，“乾符版”的逻辑就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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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细读谢肇淛的《太姥山志》，也能感觉谢肇淛本人也是倾向于“乾符版”。他在《太姥山志》的卷上“国兴寺”条中讲的很明确：“在玉湖庵后三里许，唐乾符四年建，今址犹存。”在自己的《游太姥山记》一文中说道：“从间道走国兴寺，寺创于唐乾符，故甚宏丽，今其遗址犹存。”他的《国兴废寺作》一诗也有“绀殿高标半有无，老僧犹自忆乾符”句。而且他在《太姥山志》“卷上”的开头语中也明确写道：“乾符四年，勅建国兴寺于山麓，僧师待居之。”依据以上，可以判断谢肇淛就是认为国兴寺是建于唐乾符年间的。

我想，谢肇淛作为一位专门为太姥山修志的对待学问认真严肃的学者，对于国兴寺始建时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应该有过审慎的比对和研究，因此，相比其他几本综合性地方史志，笔者更愿意采信他《太姥山志》里的观点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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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到此，细心的读者可能又会发现另外一个“细节”，就是“乾符四年，勅建国兴寺于山麓，僧师待居之”这句话里的“勅建”二字，而且这句话说是勅建国兴寺之后再让僧人师待居住，这与以上几则史料记载的由僧师待自己创建又有不同。回到“勅建”，查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是明确说：“乾符四年勅建国兴寺于山麓。”乾符为晚唐僖宗年号，唐僖宗有无勅建国兴寺，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撑，暂不宜肯定其确有其事，等待更多的史料发现。但是《太姥山志》“卷上”的这段开头语，倒是说到了唐玄宗朝辛子言与太姥山的一段因缘，其文如下：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都督辛子言自越泛舟来牧闽，止本州（福宁州，笔者按）海上，梦朱衣玄冠者执圭而前曰：“某神吏也，昧爽，仙姑将之蓬菜，司风雨者先驱以荡鱼鳖之腥。中丞泊舟当路，幸移楫焉。”既觉，亟移舟，果风雨暴至，洪涛驾天。少顷，澄清，云霞绚彩，有鸾鹤笙管之音。子言绘图奏闻，上置图华萼楼，宣示诸王、宰辅，勅有司春秋致祭，仍禁樵采。

以上所载，虽然史上辛子言确有其人，唐玄宗开元初年任福建都督府都督兼知福州，但事件仙梵色彩浓厚，笔者认为把它视为一个美丽的传说较为妥当，有人根据这个故事而臆断国兴寺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类于捕风捉影了。退一步说，即便唐玄宗勅有司春秋致祭之事属实，祭的是太姥山，也与国兴寺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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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史料，比对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三个时间，笔者以为，国兴寺始建于唐僖宗乾符四年比较可靠。今人徐晓望先生在《福建文明史》一书中也认为：“《福宁府志》《福鼎县志》所载的林嵩《太姥山记》一文有一个错误：将僧师待倡建国兴寺的时间，误记为祥符年间，因而导致《三山志》也跟着犯了错误，以为国兴院建于宋代的大中祥符四年，实际上，该寺建于晚唐的乾符四年。”

审慎起见，或许我们不必像徐晓望先生这样在肯定“乾符版”的同时完全否定“祥符版”，结合国兴寺遗址考古目前只发掘到宋代遗址和遗物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即：国兴寺有可能始建于唐乾符间（初建寺院比较简陋甚或就是结茅而居），而中兴或重建于宋大中祥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