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未来也会更好
1月12日,恰逢周六,记者赶到南昌县黄马乡郭埠村曾洁家中,她已和奶奶去集市卖完菜回来了。
12岁的曾洁读六年级,父母常年在深圳打工,她和将近60岁的奶奶罗秀生活在一起,家中还有弟弟和妹妹。
随行的班主任詹霞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去年10月的一段时间里,曾洁经常迟到,问她,却默不作声,某日清早,我远远见她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车上带着满满一篮青菜。我估计她送给奶奶去卖,便跟着。谁知,原来她自己到街上集市卖菜。在她甜甜的吆喝声中,很快有群妇女围上来,我赶紧跑过去帮忙,她抬头瞧见我,满脸涨得通红,当听到“老师,早上好”时,我心情很激动,眼里噙着泪水点了点头。那几位妇女对我说:“老师,这小姑娘很乖巧的,像个小大人,从来不错账。我们经常在她这儿买菜……”
记者看到曾洁长满冻疮的十指,红肿弯曲着,有些地方还化脓了。“没办法,3个孩子,我们要忙着田里的农活,有时候打点杂工赚点钱,除草、浇水、做饭、洗衣,她都会。”奶奶怜惜地摸着那双通红的小手。现在,除了周末,奶奶不让她自己去街上卖菜了。
“过年最开心,隔壁村有几个好同学,爸爸妈妈也在外面,我们在一起比爸爸妈妈买的新衣服,换着吃带回来的糖果、饼干,看谁的好吃。”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曾洁的房间里,摆着小妹妹的床,每天她要负责弟弟妹妹的起床、睡觉。曾洁喜欢音乐和美术,英语成绩也不错。在班级开展的“留守儿童互助”活动中,经常拿出自己积攒的钱给困难的同学买学习用品、课外读物。
曾洁说,尽管父母不在身边,但她并不埋怨,“父母外出打工,也是为我们日后好。我想让爸爸妈妈知道,村里建了儿童之家、文化活动站,还有‘七彩小屋’,我也有了自己的小伙伴。儿童之家的阿姨说,未来,儿童之家会建得更好,我们的未来也会更好。”(本报记者 吴齐强)
只盼在家的孩子平安健康
一间40平方米的小屋,屋里光线昏暗,白天也要开灯;但由于陈设简陋,本来不大的空间,倒显得开阔。这就是外来务工人员王永祥在广州的“家”。
“这个家里,只有我和老婆俩人,一双儿女都在老家,不敢带过来。想,挂念,可是莫办法,到城里负担不起。”王永祥没有发牢骚,脸上挂着憨憨的笑。
王永祥的女儿读初一,儿子读小学五年级,都在河南老家由爷爷奶奶带。没带孩子过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读书。夫妻俩试过,踅摸着给孩子找学校。可一问吓一跳。由于他们没有本地户口,孩子读公办学校要交赞助费,“听老乡说,找人一年还要一两万,两个孩子就是3万多,不找人都进不去。”王永祥摇着头,“不吃不喝不住,把我们俩工资全用上,勉强够。”
可是孩子放在老家,两口子也很放心不下,特别是王永祥的老婆,没有一日不念叨。“我爸妈都快70岁了,尽管身体还硬朗,可带两个十来岁的孩子,终究还是吃力。别说功课,就是管,也不大管得住。我们两口子,做梦都梦见孩子在身边。”
两年前王永祥回老家,看到孩子的几个同学小小年纪就学着抽烟喝酒玩牌,还有个别孩子辍学到社会上成了小混混。让两口子担心的还有孩子的安全。老家河多塘多,一到夏天,孩子就下水洗澡摸鱼。以往村里人口多,邻居们也热心,谁家孩子不见了,很多人帮忙找。“现在不行了,村里人走了一半多,孩子遇到危险,都没人发现,就算看见了,留下的老人下水救人也困难。”王永祥说,这几年,常常听说村里或邻村有孩子溺水的。
说到对未来的期望,王永祥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最希望的当然是孩子在这里读书,能跟本地孩子一样,享受免费待遇。”记者告诉他,如今政府要求孩子的留守地加强对孩子的心理和安全教育,王永祥很开心,“这是我们在外最担心的事,只要孩子在家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们多苦多累都没关系。”(本报记者 贺林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个“留守儿童之家”,孩子们在看同一本漫画书。人民图片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宝林村,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老人和儿童留守农村。人民图片
大手呵护孩子的小手。人民图片
有这样一群孩子,当他们还处幼年,父母便远离家乡,到遥远的异乡打工谋生。多少年来,他们只能从父母偶尔打来的电话中,从偶尔寄来的汇款单中,感知到父母的存在。“爸爸,妈妈”的称呼,只有在春节父母返乡时,方能变得具体而真切。这些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
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57.14%,亲情缺失,教育条件和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留守儿童的现状,声声叩问着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1月4日,教育部连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共青团中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不断提高留守儿童教育水平的要求,同时对加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法制安全教育做出了细致明确的规定。
本期周刊,记者深入江西、湖北、广东等地,与留守儿童及其远在异乡的父母近距离对话,了解他们的现状,抒发他们对《意见》的新期待。呵护“留守的未来”,从一点一滴开始!——编 者
盼着跟妈妈常联系
1月14日,星期一,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新塘乡木栗园村教学点。早晨8点多,年迈的外婆领着王雪(化名)和她弟弟赶了将近3个小时路,终于走到了学校。沿途都是崎岖的山路,外婆有时会随身带一把刀,砍掉山路上碍事的树根和杂草。王雪今年10岁,上三年级;弟弟今年5岁半,上学前班。爸妈远在浙江打工。
在学校,王雪一天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中午和其他学生一样,去学校的小卖部买零食吃。一包桶装的方便面,对王雪来说都是奢侈品。
前几年,由于儿子太小,王雪的妈妈也呆在家里。去年,得知儿子符合上学前班的年龄标准,她就把儿子放在了学校,和丈夫一起去了浙江干装修。王雪白天很开朗,经常和同学们在校园里玩。但到了傍晚,她就像换了一个人。老师说,她经常一个人坐在校园的角落,望着远方;在宿舍里,她有时也会默默地掉眼泪。“我想我爸爸妈妈了,”她说,每星期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和爸妈打一次电话,电话里每次都是让自己和弟弟听外婆的话,好好学习。
王雪和弟弟都很少带换洗的衣服到校,不管什么季节,都是一身衣服穿5天。一周下来,身上常常散发出怪味儿,让这个小姑娘非常窘迫。学校的宿舍,是一栋三级危房,孩子们两个人挤在一张床板上睡觉,卫生条件很不好。“好想让妈妈抱抱我,带我去买新衣服,陪我和弟弟玩。”
“相对于其他孩子来说,留守儿童可能有点儿‘闷’,在和人交流方面可能有些弱。”教学点的钟美玲老师说,她有一次去王雪家家访,王雪答应了一声就去看电视了,自始至终没有和老师多说一句话。
临走前,记者告诉王雪,政府不久前出台了文件,要求各地开展活动,方便外出务工家长和留守儿童的联系,听到这话,王雪露出了难得的微笑,“真的吗?我能经常和爸爸妈妈联系上了。”孩子脸上的笑容很满足,很灿烂。(本报记者 田豆豆 付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