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死磕派”被抓，对律师朋友说几句心里话

上周六，国内出了一条大新闻，甚至比台风“灿鸿”来袭更为抢眼——警方摧毁了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中心的滋事扰序的“重大犯罪团伙”，该所主任周世锋等一批涉嫌犯罪的所谓“维权律师”被刑拘。笔者有很多律师朋友，看到这则新闻，感慨良多。

除了少数西方媒体和个别国外政客，对周世锋等人的“遭遇”发了点例行公事般的、程式化的、隔靴挠痒式的声援外，国内互联网上的主流民意都把周世锋等的“遭遇”，视为放着好日子不过的反面典型。

公安部起底“维权”黑幕多名“死磕”律师被捕

律师“身在福中”

建国前，中国已有一些零星的律师，但整个国家并未形成一个律师行业。中国真正形成律师行业，并对律师执业依法加以规范、予以保护，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始，律师和律所开始在各级政府司法机构（局、厅、部）内部成建制降生。

最初的那几年，律师皆吃官饭，其身份相当于今天编制内的政府公务员。到了1990年代初，“律改”成为中国最早也最彻底的司法改革之一。在“律改”中，国家采纳了绝大多数律师要求“自食其力”的愿望，于是，律所与各级司法部门脱钩，允许组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律师放弃官身成为自由执业的司法工作者。

与此同时，国家建立律师执业资格考试制度，设立律师执业的基本准入门槛，并制定《律师法》，将“律改”成果以国家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和强化。

以上所有这些努力，我们今天回头再看，足见国家建立律师制度的坚定态度与政治诚意。

和中国所有从无到有的行业一样，律师行业同样经历了“一放就乱”的历史过程。治理律师行业之乱，近几年适才开始有所当真。

尽管《律师法》就有专门处罚和吊销律师从业资质的法条，但政府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对违纪违法的律师在绝大多数情形下，仍坚持以教育、引导、开导为主，通常只有在律师直接触犯刑法时，才不得不对其施以刑事惩处。比如，“李天一案”的数名代理律师闹得如此的不像话，北京市、区两级的司法局，也仍以教育、批评、警告和业内通报作为惩罚手段，点到为止。

政府对律师犯错的宽容和对律师队伍的爱护，同样有目共睹。还记得，有一回徐汇律协邀笔者去讲课，课间休息时无意中聊到律师和律师队伍，未曾想，有多名律师接过话头，向笔者直陈某些律师同行的所作所为（虽是极少数）形同“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后来，因常年参与《民主与法制》杂志每期“封面专题”的选择和策划，笔者与律师圈的接触变得十分频密，才逐步知晓，原来周世锋这类的所谓“维权律师”，在律师圈内亦十分孤立，亦被广大律师所瞧不起。

律师能与政治共舞吗？

由于法律、法制、法治三者都是国家政治的天然组成部分，故而，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在从事诉讼活动时，要想完全回避政治，即使是刻意去做也是不可能的。但古今中外，律师都不能误把政治作为主业，更不能把律师的司法工作者身份，以及律师所特有的“司法方便”，作为从事不当政治活动的招牌和工具。从历史到现实，各国或多或少都有错把政治当主业的律师，但最后往往都“玩火自焚”。

有人天生就有“玩政治”的“癖好”，律师队伍中有这样的人也在所难免。可即便有哪位律师对玩政治上了“瘾”，你尽可通过正当渠道和正当方式，向国家向政府向公检法司建言献策提意见。只能如此——皆因头上有《律师法》罩着，《律师法》之上又有国家《宪法》罩着。律师又是社会上最懂法且最该守法的那部分人之一，怎么能知法犯法呢？至于挑战正处于百业振兴、充满期望的国家背后的制度、道路和理论，甚至挑战《宪法》本身，恐怕更是失却了律师的职业素养与精神。

坦率地说，在今日中国，对律师队伍的社会评价实在不够高，同时，律师阶层的收入水准位居社会的中上层。尽管律师阶层内部也有贫富差距，但整个阶层早已步入小康社会乃不争事实。自从律师与编制剥离后，司法部先后颁行过数个版本的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但政府的收费标准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较真执行。现实中，诉讼费之高、收费之乱，弄得一般人不敢轻易打官司，以至于国家不得已对低收入人群实施财政出钱的“律师服务司法救助”制度。本短文不想讨论律师收费是否该由政府管起来，但有必要坦陈三条：

其一，它至少说明打不起官司是个需要重视的社会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律师阶层已总体过上了好日子；

其二，再次证明政府对律师队伍真的很爱护，以至于许多人长期指斥政府对律师的监管不足、迁就，乃至“纵容姑息”；

其三，纵然公检法司尤其是基层的公检法司中的某些公职人员，对律师正常办案不予配合乃至故意为难，但从总体看，这些问题和不足，都是这个国家在前进过程中正在不断予以解决的。有意见可以提，但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律师们当有耐心，更要将心比心学会换位思考。

往大处说，类似周世锋等“维权律师”这种“闹”法，而且还“闹”上了“瘾”，并与西方敌对势力“瓜田李下”说不清，有多少人能像现在的政府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下去？

形势在变，法治大环境亦在变。律师作为这个社会上最聪明因而最该讲务实的群体之一，周世锋等“自作孽”的教训理该汲取。放着好日子不过，非得自砸“金饭碗”，虽说换来了西方敌对势力几声廉价的同情，可那管用么？看清了这一条，就应该与代表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建设性力量融为一体，做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设者和捍卫者，而不是走向反面。

最后，提醒某些仍然“不安分”的律师，周世锋团伙犯罪重案系公安部直接组织督办，这反映出高层对此类犯罪的鲜明态度；对于社会而言，这次的反应也表明风向正在改变；如前所述，律师群体内，类似周世锋这样的也为大部分同行所轻视。因此，个别律师理当清醒体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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