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论道山海文明

葛剑雄

陈支平

Augustin F.C. Holl

专题一：

山海之间的文明发展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的山势与欧洲希腊相似，但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自觉性，经由人类社会的主观认识和利用，就形成了文化自觉性。不同的自觉性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太姥文化和希腊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研究它的优势，也要研究它的不足，在文化的传承上，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次的论坛既是为了做文化研究，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太姥文化。

陈支平(厦门大学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人文艺术学部主任)：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明代中后期以至明末清初，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黄金时期。但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除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对外传播，由沿海商民迁移海外所传播过去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基层文化的文化传播途径，实际上成了十八世纪以后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主流渠道。

Augustin F.C. Holl(法国第十大学副校长、考古人类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咨询顾问)：目前对福鼎还不是很了解，但透过窗户，看到福鼎美丽的溪流和远山，觉得这里的风光秀美。我的家乡和福鼎很像，都是山海兼备的城市。我希望福鼎未来建设的过程中，不应盲目学习大城市，加快生活节奏，而应结合自身特色，建设花园城市，享受慢生活带来的愉悦。

张先清

王卫东

专题二：

山海大观与太姥文化

张先清(厦门大学人类与民族学系教授、系主任)：太姥山素有“山海大观”美誉，是典型的山海文明交会之地。太姥文化是一种山海的双重文化结构，这也是选择在福鼎召开山海文明高峰论坛的用意，山和海在这里是和谐统一的，这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当中是很普遍很重要的。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研究所教授、所长)：文化自觉是经由个体自觉的山水自觉，当下是个体自觉的时代，人人都希望工作之外能有一个地方可以放松身心，而中国人又喜欢寄情于山水，喜欢往山里跑，太姥山就是我向往的一个地方。

王卫东(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太姥文化———文明进程与乡土记忆》出版的意义与价值与一般史志不同，与一般地方文化图书的不同。它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读太姥文化的生成空间，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探讨太姥文化的历史轨迹，从儒学文化的角度彰显太姥文化的价值理念，从风俗习惯的角度来体现太姥文化的特色传统，是一部非常有意义的著作。

庄孔韶

王铭铭

林金水

专题三：

山水意境与文化交流

庄孔韶(浙江大学特聘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直觉的发生在世界各族群文化中都存在。不过直觉思维及其伴随的行为方式之洞察与觉解，古今一直是汉人社会民众生活方式的重要成分而缺少研究。直觉是相对性的文化觉解，也就是说一下子看到底，消除了过程，这就是直觉。直觉不是不能教、不能学的，就像对人情世故的感知和理解。所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太姥文化中的人们所拥有的直觉就是天门所特有的。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山和海是交流的通道，我们可以从福建福鼎开始强调山和海的精神，开始重视人文和自然之间的联系。在推动太姥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参考国内对于太姥山和福鼎这一带的相关文献记载，把这些文化资源进行一个梳理，和高等院校合作有利于做深地方文化研究。

林金水(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原院长、省政协第十届常委)：明清之际，西方人在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活动呈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西方天主教再度入闽传教，西方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等各类知识也随之传至福建社会。同时，福建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内涵也借助“海上丝路”的通道流播至西方世界，构筑了一段平等对话和积极往来的双向交流局面。

阮云星

田敏

林校生

专题四：

山海景观与族群遗产

阮云星(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常务副所长)：内源性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后发社会不只是模仿先进社会，而是立足于自身社会的传统，改造外来模式，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想适应的发展路线。

田敏(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院长)：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文化发展变迁的影响同样重要。特别是知识精英，他们在解释传统文化方面有绝对权威，他们甚至主导文化再生产的定位、方向，文化的旅游开发离不开他们的设计。旅游开发对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有目共睹，旅游对文化的影响是双刃剑。必须明了文化变迁、文化发展的现象与实质，才能促进文化的健康发展，特别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才能是积极和可持续的。

林校生(宁德师院教授)：闽东北的族群聚落衍化，从长时段、大区域的视角观察，它与闽东浙南海岸地带乃至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时代愈早，这种相似性愈大。考查闽东北人口来源和族群性质，应当把它放置在一个阔大的科学视野之中，而不能仅就一部一部晚修族谱方志的说法作简单的叠加和统计。

谢必震

吴义雄

王日根

专题五：

东南海洋与文明的互动

谢必震(福建师范大学闽台研究中心教授)：历史上的使者与舟师的对话，是他们的智慧凝练了主权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正是他们的航海实践，为我们今天创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铺平了道路。人海互动，产生了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人的力量在海洋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人们关于海的生活、生产、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文化表象。

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在1837年曾经短暂地出现过中英和平交往的局面，这一局面是在义律和邓廷桢的共同运作下实现的，背景是双方都希望中西贸易能够正常进行。但这种局部的妥协因英国政府认为其违背了更高的原则而告终。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各方面都只能直面“海国”。

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郑芝龙、郑成功海上集团是明中叶崛起的海上割据势力，他们顺应世界贸易市场形成的形势，吞并或收编海商、海盗乃至官军力量，形成了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从而与明、清两代王朝形成对垒，争夺对汀漳泉海域社会的控制权，充分彰显了海洋社会经济力量之强劲以及明清王朝在治理海洋区域方面的努力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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