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福鼎县志》载陈傅良《送高国楹从朱子》
2015年我在编辑新版的《太姥诗文集》时，有意收入两首陈傅良的诗：《送杨似之提举湖南》和《送高国楹从朱子》（又题《送长溪高国楹从学朱元晦》）。陈傅良温州人，温州与福鼎虽一山（闽浙交界分水山）之隔，但两地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融从未被阻断。就社会文化层面来说，民俗风情相似，民间信仰相通，两地文人名士来往密切，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陈傅良与福鼎杨似之、高国楹等人之间的交集就是典型的例子。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人称止斋先生，浙江瑞安帆游乡澍村里（今浙江省瑞安市圹下）人，南宋前期著名学者、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师事于永嘉著名学者郑伯熊、薛季宣，于乾道八年（1172）中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陈傅良以文名当世，《宋史·儒林》有传，称他自三代、秦、汉以下莫不加以研究，而且对一事一物莫不穷究到底才罢休。为学重经世致用，反对性理空谈，与同时期的学者陈亮近似，世称“二陈”；与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是当时国内三大学派之一的永嘉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
陈傅良汉白玉雕像
陈傅良在老家教书的时间很长，27岁起就在瑞安、永嘉一带教书，35岁中进士，授官但未赴任，继续在家乡教书。后在福州通判任上被当地豪强诬告而罢官，依旧回老家教书。47岁时被任命为桂阳军知军，三年后才到职，候职期间在老家附近的仙岩（此处有后来因朱自清的散文《绿》而名播天下的梅雨潭）创办书院。叶适曾记述他教书时的情况：“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瑞安离福鼎距离百八十公里，按陈傅良当时的名气，福鼎该是其辐射范围之内，也该有福鼎学子赴瑞安师从陈傅良，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有一个福鼎人就是他的学生，此人就是高国楹。
高国楹，名松，号静谷，福鼎桐山人。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七十二《人物·士行》有其小传，曰：“少游学陈傅良止斋之门，颖悟过人，尤笃志励行，傅良贤之。”明确记载高松少时为陈傅良的学生，并且甚得陈的器重。关于高松“少游陈止斋门”，《福宁州志》《福宁府志》《福鼎县志》等志书收入的高松小传之中均有记载，永嘉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叶适撰写的高松墓志铭也特地提到：“始，陈君举为名师。”
高松天资聪慧，再加上后天努力，才学出众。据叶适《台州教授高君墓志铭》，高松是一位纯粹的读书种子，读书不专为科举，是他内心的需要，所以几乎到了成痴的地步：“每黎明读书，夜内止。”因此“书益多，见闻益高远”，并且不趋附于流俗，始终保持读书人高洁的品性。自古以来，志趣高尚与怀才不遇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高松也不例外，因此，就如叶适在《墓志铭》中所言：“盖二十年方有名第……又二十年，同年或已改官登朝，而君方至台州。”
即便如此，他也能在台州教授的职位上做得风生水起，“惟务忠实，勤于职事，训导有方。其发挥惟理，若决江河，沛然莫能御，人皆化之。”（高龙光：《宋九世祖国楹公传》）据载，他讲学时让学生轮流上前，向老师提疑难问题，老师也向学生提问，互相讨论，达到真正理解才退下。这种一改传统、别具一格的谆谆善诱，使得台州诸生学问大进。由于“启诲有方，一时州之缙绅皆出其门”。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人物》）。
福鼎民间珍藏之朱熹画像
有趣的是，高松在年轻时经历了一次“转学”，即由陈傅良的学生转而从学于朱熹。此间的因缘起于庆元年间的“党禁”。绍熙五年（1194），赵汝愚、韩侂胄争权，赵汝愚引道学领袖朱熹自助，将朱熹从潭州知州、荆南安抚使升为焕章阁待制兼经筵侍讲。朱熹为了打击韩侘胄，在经筵侍讲时向宁宗面诉韩侘胄经办的孝宗葬地不吉利，要求改葬，韩侂胄集团反击，斥道学为“伪学”，并于庆元年间上升为“党禁”事件。其间，朱熹被赶出朝廷，回到福建老家，继而游走各地，来到长溪潋村（今福鼎市太姥山镇潋城村），在门人杨楫家族的石湖观讲学，才有了高松亲炙朱子负笈从游的机缘。于是，高松正式由陈傅良的学生转而为朱子门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陈傅良的《送高国楹从朱子》一诗：
洛学今无恙，东南属此翁。
从游虽已晚，趣向竟谁同。
一第收良易，遗经语未终。
归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
诗歌一开始对朱熹给予高度的推崇（东南属此翁），最后对高松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我欲叩新功），表达了赞同并且欣然于高松从游朱熹的态度。
温州大学教授胡雪冈先生在《陈傅良门人考略》一文中说：“在永嘉学派成员中，这种中途转学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我们知道，为学重“经世致用”、反对“性理空谈”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的道学派和陆九渊的心学派观念相去甚远，著书为文相互辩驳是常有的事。但这些都不成为高松改换门庭另择名师的理由，此中除了可以窥见高松对学问孜孜以求精神和中途理学思想的变化之外，还可看出陈傅良为人的豁达和道德的高尚。
高松从游朱熹之后，朱熹果然不负道友之托付，予高松学业方面以热心指点。师生二人相处甚悦，情感甚笃，后来朱熹想去温州拜访陈傅良等人，取道桐山，高松还挽留朱熹在桐山盘桓多日，一起登览位于桐山东面的双髻山，朱熹还在双髻山旁的龟峰一览轩中讲学。
圣人学无常师，大儒转益多师，作为理学传承者的高松，不囿于门户之见，虚心向学，能探深处，见闻高远，身体力行。故能消除闽学和永嘉学两派之间存在的诸如“道器”“义利”“体用”等方面之分歧，善于博采众长，善于团结调和，终成南宋理学名家，留名于青史。
清嘉庆《福鼎县志》载朱熹《答高国楹》
顺便说说陈傅良和朱熹的关系。绍熙五年“伪学”党禁事件发端时，韩侂胄集团反击朱熹，以皇帝内批免去朱熹官职，正是时任中书舍人的陈傅良不肯起草诏书，并上奏宁宗，认为对朱熹这样一个著名学者不能草率进退，因此遭到参劾，被罢官。客观地说，陈傅良无意卷入朝廷的政治斗争，他维护朱熹，是从学者文人互相欣赏、爱惜的角度出发，同时也是为了国家着想；朱熹对陈傅良的才学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陈傅良：“今陈丈君举郎中，精敏该洽，词笔高妙，皆熹所不能望一。”但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不同，陈傅良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主张实事实功，反对朱熹等道学家“理（道）在气先”或“未有是器，却有是理（道）”的观点。正因为二人哲学思想的不同而又能互相欣赏，甚至在关键时候从国家和道义的层面互相支持，才显示他们作为有正能量的思想家的品质的可贵，正因为如此，才有可能包容像高松这样的学生在两个哲学“阵营”间的转换。
清乾隆《福宁府志·流寓》载“陈傅良”
最后想说两件事，一是陈傅良的先世是福建人，据乾隆《福宁府志》记载，其七世祖从长溪县劝儒乡擢秀里搬瑞安县固义里，擢秀里即今闽东霞浦县牙城镇一带；二是淳熙六年（1179），陈傅良任福州通判，为官公正不阿，得到时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梁克家的信任，编纂《淳熙三山志》，该书是传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为研究福建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幸福福鼎”编辑部（白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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