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太姥”之四 | 朱熹：过化太姥遗泽长

民国卓剑舟先生的《太姥山全志》里收有自己写的《璇玑洞同李华卿敬吊晦翁遗迹》一诗：

仰止子朱子，敬吊璇玑迹。

山僧导我游，数里入榛棘。

氛氲隐佳气，中有蛟龙穴。

羊肠度轻筇，鸟道绝行屐。

行行深复深，疑非人间域。

地幽神更怡，趣得心自适。

紫阳千载人，瓣香情何极。

遗迹亘古存，长啸洞天碧。

该诗写道，卓剑舟倾慕朱熹，这一天，与李华卿一同来太姥山璇玑洞凭吊朱子遗迹。此诗除了表达作者对朱子的无限敬仰之情，还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朱熹到过太姥山，并在璇玑洞留有“遗迹”。如今太姥山岳景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到璇玑洞并不难走，但是那时却得山中僧人做导游，披荆斩棘才能走到;可是恰恰因为如此，卓剑舟当年也许还有遗迹凭吊，而如今的璇玑洞除了洞口几块硕大的岩石，和依岩石而建的两间石头房子，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遗迹”了。

太姥山璇玑洞

但每当经过此地，我便会想起卓先生的这首诗，并想象800多年前，一个孤寂的身影在这个岩洞里阅读、写作、沉思、讲学，心中便会升腾起一股“温情的敬意”，同时会放慢脚步，轻轻地靠近璇玑洞口，静静地聆听岩罅里渗出的声音，体味一下这冰冷的岩壁当年是如何安顿那一颗火热的心，这逼仄的岩洞如何放置那一腔旷达的胸襟，也像卓剑舟先生一样发一声“遗迹亘古存”的长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南宋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南剑州尤溪县，庆元六年(1200)逝于建阳考亭。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认定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和探讨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成为孔子、孟子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学(又称理学、道学)的集大成者。他的道德学问受到后世的敬仰，思想学说长期流传，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参阅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钱穆：《朱子学提纲》)有史学家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朱子，今天的中国就是泰国，是一个以佛教立国的国家。话虽过头了点，但说明朱子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贡献的确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在晚年却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宋宁宗庆元初年(1195)，南宋朝廷内部党同伐异的斗争不断升级，二年，权相韩侂胄为了打击政敌，发动了反对道学的斗争，称道学为“伪学”，对朱熹进行打击，并逐渐演变为一场有组织的重大政治事件，史称“庆元党禁”。在局势最严酷的时候，朝中甚至有人叫嚣斩杀朱熹。二年十二月，66岁的朱熹被削去秘阁修撰，继而落职罢祠。他为免受迫害，回到了他的福建老家。回到老家的朱熹不改教育家的本色，不顾年迈之躯，辗转各地讲学会友，他经顺昌、南剑州、古田、寿宁，于庆元三年来到地处闽东的长溪县。听闻老师来到长溪，同样因为“党禁”之祸避在老家的学生杨楫专程到长溪赤岸迎接老师到了潋村自己的家中，并在杨家祠堂设书院请朱熹讲学，使朱熹得以在这个相对平静的东南滨海一隅安心度过了大半年时间。嘉庆《福鼎县志·流寓》载：

朱熹，字元晦，绍兴十八年进士。庆元间，以禁伪学避地长溪，主杨楫家，讲学石湖观，从游者甚众。

福鼎因为朱熹的到来，便有了两处风雅之所———石湖书院和一览轩。《福鼎县志·学校》：“石湖书院，朱子讲学处，今为杨楫祠。杨爽记：公尝从朱文公游。文公寄迹长溪，公履赤岸迎至家，乃度其居之东，立书院。”在石湖书院讲学后不久，朱熹准备到温州访问永嘉学派的朋友陈傅良等人，取道桐山，到高国楹家作客，并在龟峰一览轩做了一次讲学。

“伪学”冤案在朱熹死后九年(1209年)得以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鉴于朱熹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理学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正因为朱熹理学在此后中国的思想界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朱熹来福鼎的这段日子在福鼎人文教育史和理学思想史上才有可能熠熠生辉。所以，清版《福鼎县志》编撰者在《风俗》《学校》《理学》诸篇的开篇语中均底气十足地说：

福鼎自朱子流寓讲学，代有名儒。

福鼎为朱子教化之地，海滨邹鲁，流风未替。

宁郡夙号海滨邹鲁，鼎为属邑，自高杨诸君子游紫阳之门，深得其邃，大阐宗风，名儒辈出，后先辉映。

因为朱子的过化，在科举、教育、文学、宗教、艺术、建筑、民俗、饮食文化、民间信仰等各方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篇幅所限，以下略举二三：

先说科举。清版《福鼎县志》载，福鼎进士有44名，其中唐、元、清各只有1名，而宋代有41名之多。而这其中，北宋3名，南宋则有38名;在南宋的38名进士中，杨楫之后就占了29名。虽然，由于宋朝进士的录取名额较唐代大为增加，宋时的进士“含金量”不如唐代，而且南宋都城迁到浙江杭州以后，为闽东读书人应试提供了方便;但在杨楫中进士之后的南宋100年间就出了29名进士，在福鼎这块弹丸之地，用“雨后春笋”来形容也不为过，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与“朱子教化”有很紧密的关系。

再说宗教。根据福鼎佛教文献的记载，朱熹有一天到了太姥山下的瑞云寺，爱其山水秀丽，寺庙庄严，乃题一联于寺山门，曰：“地辟九重天碧水丹山青世界，门当三益友苍松翠竹白梅花。”此联后来就被寺僧作为剃度僧人的法号字辈，一直流传至今。

澎海

我想再说一道美食。福鼎有一道经典老菜叫“澎海”，相传就是朱熹命名。说的是，朱熹在福鼎避难期间，经常和杨楫、高松等穿梭于太姥山区的潋村、桐山及黄岐等地，夏日的一天，他来到了海边黄岐，由于道路崎岖不平，走起路来特别费劲。朱熹年事已高，再经一天奔波，已经筋疲力尽，虽然饥饿难耐，但是什么都吃不进去。主人也无计可施。此时高松建议说：“何不煮一碗鱼汤给先生充饥?”但由于正是台风季节，数日来海上风大浪高，未能出海作业，家中没有活鲜，仅剩下一小块黄鱼肉。于是女主人就用这一小块鱼肉，切成丁加上鸡蛋清煮了一碗汤。说来也怪，朱熹食用了这碗热气腾腾、看似海浪翻滚的鱼羹汤后心旷神怡。面对大海，一阵风来，他心潮像海浪一样澎湃，连续写下两个“澎湃”，而第三个却写成“澎海”。不用多说，这个“澎海”自然就成为了这道羹的名字。如今在福鼎，澎海这道羹不但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越来越讲究，除了可使用各种普通鱼类外，还有较为贵重的鱼翅、鱼唇、海参、螃蟹肉、干贝等。澎海成为福鼎的一道经典美食，凡是婚宴、寿宴、乔迁酒等各类宴席上都要上澎海，而且往往是第一道。这种讲究没有人能说出充分的理由，但其实也不难理解，这是一道“道义”之羹，一道被寄寓着风雨同舟、安危与共之精神的地方美食。你能体会，面对这一碗冒着热气的羹汤，朱熹为何心潮澎湃，他在当时遭受严重迫害而朝廷又大肆搜捕朱门学生和朋友之“逆党”的危急形势下，很多人主动与他“脱离关系”，而他却在这里收获了爱护、信任和一贯的价值尊崇。

一般看来，“澎海”两字作为一道菜名，并不让人觉得十分贴切，但福鼎人几百年来就是这么近乎固执地沿用了下来，并且津津乐道于名字背后的传奇，我想，个中缘由无非就是人格和学问的魅力，以及正义和文化的力量在产生作用。(白荣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