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塔留迹

上太姥山，远远地可以看见一座石塔，矗立在山峰，与山冈林木融为一体，它就是国兴寺的楞伽宝塔。从山路斜砌一条石阶，直达塔下，游人至此，须边仰视边拾级而上。

我每一次上太姥山，过国兴寺前，大都先得折入石阶，瞻望宝塔。它居高临下，是我辈登山览胜者所需要的形象。

楞伽宝塔为八角塔，以七层楼阁式实心建造。它最初地面是如何已不得而知，当前的石塔是按原样恢复，其条石仍然是原石料构件。石塔由塔座、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底部设两层八边形基座，下面一层加工成须弥座圭角形状，形成束腰，壶门内置狮子、麒麟、牡丹图案雕刻。束腰以上直接承托塔身，每层均设有八个佛龛。

壶门之间置金刚力士雕刻，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在第一层塔身正面的佛龛上部，阴刻“楞伽宝塔”四字。

这座石塔建于何代，一般的说法认为与国兴寺同时修建，应在唐乾符四年(877)。但是在2001年的国兴寺遗址考古挖掘的一份报告中，则通过与国兴寺大殿下的回廊台基进行比对，须弥座雕刻图案和工艺风格完全一致，属于同一时期的文物，石塔可以判断为宋代之物。

据有关文献记载，石塔在明代中晚期时还保存较好，内置有檀樾佛像、香炉。

明万历时期，布政使谢肇浙写《太姥山志》，并记载石塔。他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太姥山记》中说，他于正月中旬游迹长溪，与一帮友人上太姥山，次日由玉湖涉溪涧，所见到的国兴寺就仅存遗址，又走百来步，就见到了“七级浮图石”，即楞伽宝塔。此时，石岭梅花盛开，一派春色撩人，令人心旷神怡。

福鼎第一任知县傅维祖，在乾隆六年(1741)初冬上太姥山，他在游记中也说到“唯有旧塔无恙”，这个旧塔，即指楞伽宝塔。

乾隆十六年(1751)，一个夏日，秦屿人王孙恭上太姥山，记言“寺左耸七级浮图”，参照前文，就是说在国兴寺的左侧耸立一座石塔，显然，他点出了楞伽宝塔所处的方位，即在国兴寺之左。

而据阮绥猷在嘉庆元年(1796)五月作的《太姥游记》中则说，在国兴寺旁竖立有七级浮图，塔顶上藏匿有一个金卢，从石隙中往上看，还可以隐约看到金卢的盖子。有好事的人，拿来竹杖拨动盖子，还会发出铮铮响声。

石塔进入游记有之，进入诗行也有之，明代的陈良谦在《国兴寺》诗中有“镇塔楞伽锁断桥”，崔世召有“半颓孤塔撑遗迹”，清代的周名彪有“空剩浮图第七层”之句。国兴寺仅存遗址，一切沧海桑田，只有石塔仍然耸立于明清时期的诗文中。

国兴寺记载有两座石塔，一座即上文所说在寺之左的楞伽宝塔，另一座则记载于唐人林嵩《太姥山记》中，说在国兴寺之西面有一座石塔。据2001年考古挖掘报告表明，在国兴寺西面约百米的地方，也发现了一个石塔基址，塔身已塌，旧貌不复存在。

从以上考古发现，仅存基址的石塔即林嵩所描写的西塔。现场清理采集的石构件与寺左的楞伽宝塔有相似之处，说明两座石塔的内涵一脉相承。

但有文献资料表明，左塔是宋代潋村人杨彦国所建。在《福宁府志·人物志·方外》中载，杨彦国于崇宁年间(1102—1106)隐退，在太姥山中修行，号太姥居士，著有《楞伽经纂》四卷。

杨彦国还著有《易解》，因修为有道，崇尚内典。他的妻子王正慈，由于丈夫的修为，也得佛法。

楞伽宝塔与他的建造者杨氏之关系，杨氏如何写《楞伽经纂》，后来的文献如何记载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来看一份资料，即写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的《杨居士楞伽经纂后序》，作者沈调，当时，他任左太中大夫、知福州军州事、福建路安抚使等职。

沈调于宋建炎年间(1127—1130)主政长溪，时值杨彦国居士已去世三十多年了。以此推算，杨居士卒年大概在1100年前后。因沈调喜好经纂，还特意赶到潋村，走访杨居士之弟杨惇礼，并从他的手上获得经纂所藏本，还了解了杨居士生年时的履历。

据此序的文句说，杨彦国从小就立志于学，名声响于乡闾。可惜时运不好，一次参加科考落第，竟无意于功名，便遁世归隐。杨居士也确实是这方面的料，他在太姥山结一茅屋，参悟诸方，深造禅理，阅遍内典，独专于《楞伽》，并自有心得，凡历数十年，写就了共四卷的《楞伽经纂》。

杨彦国在他自己撰写的《楞伽经纂序》中对“楞伽”作了解释，他说，佛祖达摩楞伽即诸佛的“心印”，因文句怪僻，禅理深奥，后人难以学习，于是他对楞伽作了诠释，使得文句更畅顺，义理更明了，益于后学阅览。他奉达摩的楞伽为正经，只号自己注解的版本为《楞伽经纂》。

在这四卷经书中，杨居士指出，楞伽的指要，即“以心为宗，则外无宗;以无门为法门，则有门非法”，这也就是诠释了佛语“心为宗”的理念，也是楞伽的精华所在。杨居士在有生之年，还作了两件事：

一是在太姥山左峰之巅建一座小塔，即楞伽宝塔。

二是遗嘱其孩子，他手写《楞伽经纂》副本作为陪葬随藏于灵柩，《楞伽经纂》净本得置于他手建的石塔之中。

时间一长，石塔顶部夜间放出亮光，村里信众大为惊奇，结果却只有四卷的经书罢了，由是《楞伽经纂》四卷散失于民间。

杨惇礼告老返乡后，经多方设法寻找，才失而复得。沈调在这篇序尾中赞叹杨居士的《楞伽经纂》是“非大手笔，其谁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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