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亲的足迹

我父亲黄登钊，在小学工作了几十年，1983年5月30日因病早逝，享年54岁。三十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怀念他，决心追寻他教书育人的足迹，解读他的教学生涯。

2014年4月5日，我骑着摩托车从福鼎市区来到吴洋村。村里的小学是我父亲在1952年10月创办并工作过的第一所学校。1954年8月他调离了这所学校。在吴谋曲老师(吴老师是吴洋当地人，曾在吴洋小学教了27年的书)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当年我父亲的学生吴马春和吴思潘，前者73岁，当年11岁，后者69岁，当年7岁。两位老人对我父亲还有印象，就是高个，穿中山装，非常朴素。2015年12月，我又了解到68岁的老汉陈上宝当年也是在我父亲执教的吴洋小学读过书。六十多年后能够找到父亲当年的学生，我很高兴，也很激动!

我父亲离开吴洋小学后，1954年9月又在磻溪湖林坝头自然村创办了坝头小学，并任教整一年。巧得很，1974年2月至6月，我作为知青身份的民办教师，也在这所小学任教教一学期。这期间，我在坝头小学教书期间，跟我父亲当年的学生雷阿围、雷兰弟(女)、雷永忠有过交谈，觉得很惬意。当年作为教室的民房大厅的横梁上还留有我父亲写的的毛笔字的痕迹，只是经二十年的风雨，已经辨认不出具体的字。站在大厅的屋檐下，凝视父亲的笔迹，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二十年后，下一代人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发达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啊!

坝头村的老一辈人说到我父亲，没有一个不夸奖、不怀念他当年创办坝头小学的辛劳和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其中一些事至今还在村民中成为美谈。同时，他们对我父亲离开坝头后学校(单人校)日益走下坡路(有一段时间虽有所转好，但总不能达到当年的境界)而表示遗憾。和我同院子居住的邻居钟月花大娘告诉我，她1954年出生的大女儿雷莲花的名字就是我父亲给起的。她还说当年我母亲也到过坝头，曾抱怨说：“宝雄是我的孩子，不是登钊的孩子。”意思是说我小时候都是我母亲照顾的，我父亲常年在乡村埋头教书，连家都不顾。

1955年9月至1957年8月，我父亲到福安参加教师轮训班(二班)学习。1957年9月到福鼎桐山(现为桐城街道办事处)白坑自然村创办白坑小学(当时属贯岭学区)，并任教至1960年7月。

2007年2月5日，我和我妹妹一起去桐城办事处岭头村父亲当年教过书的白坑自然村，试图寻找到父亲当年的工作足迹。有幸得很，在距离白坑三里地的龙埠岭自然村，真的就遇到了我们父亲当年的学生罗逢富(罗1950年出生，长我两岁)。罗热情地带我们到白坑，让我们看我们父亲当年创办的学校的校址。所谓学校，也就是几十年前福鼎一带乡村流行的非常普通的只有一层的木头房子。我们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只是解放前高小毕业，1955年至1957年到福安教师轮训班进修了两年，但他长期在偏僻的乡村潜心教书，肯学习，责任心强，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在实践中不断地进步，加之也有一定的天赋，所以，管理学生的能力强，教学质量高，字也写得好。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粮食不够吃，我父亲到学校周边开荒种番薯。罗逢富带我们看了我们父亲当年种番薯的地方。凝视着父亲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开辟的地，心里别有一番滋味。罗还说，我当年也曾到过白坑小学。当时我父亲的学生们都好奇地说：“哟!这是老师的孩子”。对于我父亲当年把我带到白坑小学，我没有丝毫的印象，但我父亲在白坑小学教书期间，每每回家，假如看见我在写字，总是将挎包往墙上一挂，就手把手地教我写，却是记得很清楚。我父亲工作出色，在白坑老区群众中声望高，所以不久便入党。那时共产党员少。在我的心目中，共产党员很了不起，所以，我为自己的父亲是共产党员而感到骄傲。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好几次对人谈起在白坑的教学生涯，说“白坑的群众很好”。

九年后的2016年3月27日，我又去白坑。这次去白坑，我又有了新的收获，就是又找到了一个父亲当年的学生。他的名字叫徐定中，跟罗逢富同龄，也是66岁。我父亲创办的白坑小学旧址还在，但是明显的比九年前破败，我看了心里觉得难受。我还找到后来的白坑小学，也就是建造于1983年一排三溜两层的木头房子。当然，这后来建造的小学也弃用十几年了。我父亲先后在吴洋、坝头、白坑、库口、镇西、沙埕、前岐、桐南八个小学教过书，亲手创办了吴洋小学、坝头小学和白坑小学。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千方百计地在荒凉偏僻的地方创办小学，到二十一世纪初却逐渐地撤校、并校，很多农村小学消失了，校舍被弃之不用。这种情况当年谁会想得到?这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我想，九泉之下的父亲如果知道他辛辛苦苦创办的三所小学在他逝世的二十几年后就统统被撤销了，他一定会感慨一番的!

1960年9月至1961年4月，我父亲调到库口小学任校长，我也随父到库口小学读书。库口小学有六七个教师，我现在只记得名字叫李赞容的男教师(是我母亲那边的亲戚)。他们教学很辛苦，生活很清苦。由于缺乏煤油点灯，备课只能在白天进行。有几次，我们晚上睡觉脱衣服是借助燃烧油印纸而发出光亮来照明的。当时，几个男教师住在楼下的一个大房间，地板是泥土的。由一个教师将几张油印的纸放在房间的中央，口里喊着“一、二、三”，便把油纸点燃，于是乎，大家以最快的速度脱衣服睡觉。

我和父亲在库口度过了生活最困难的时期，我怀念库口的生活。1987年秋，我特地从县城步行到库口。站在库口小学门前，凝视正门上方写着“库口小学”四个字，回忆着二十七年前在这里求学的往事，心里很是不平静。当时，我还没有照相机，没能把库口小学拍下来。等到我1995年再一次到库口，小学已经拆掉了，不免让人觉得失落。

1961年5月，我父亲到福安专区教育干校学习，我便从库口小学转到桐山学区桐北小学就读。1961年9月，我父亲结束了在福安专区教育干校的学习，到离福鼎城关仅三里地的镇西小学任校长，我也从桐北小学转到镇西小学就学，直至小学毕业。父子俩和尤泽添老师住在一个12平米的卧室。我父亲既要当爹，又要当妈。我多次尿床，可苦了父亲。好在我1965年初考语文成绩获全县第一名，聊补了对父亲的缺憾。

1965年9月至1969年9月，我父亲调任福鼎沙埕学区党支部书记(我母亲后来也调到沙埕百货公司工作)。那段时间我寄宿在福鼎一中读初中，他不时地来学校看望我，还托付他小学的同事、后来到福鼎一中工作的潘国民老师关照我。1966年2月，我到沙埕过寒假。出于好奇，把我父亲卧室旁边的学校小杂物间里的一台公家的旧电话机给拆了，把电话机里的磁石等零件取出来作实验，给父亲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件事我几十年来都觉得惭愧。

1969年10月至1970年8月，我父亲在桐山公社教育办工作，1970年9月至1979年2月，在前歧中心小学工作，1972年3月始任校长，兼中年级的算术课。我听过他上的三年级的一节算术课，内容是有余数的除法，授课的步骤清楚。

我父亲在前岐中心小学工作期间，有一次，一位黄姓的女教师向他请假。作为校长，父亲竟然沉默了许久。我知道，父亲的纠结是因为假如让那位教师请假了，学校的工作不好安排，可是，不准许她请假，又说不出口，于是，只有沉默。我在旁边，都替他着急(最后是准许了，但缩短了假期)。

2013年秋，我在山前遇到当年在前歧中心小学工作时的同事某女教师的丈夫。他说当年前岐中心小学的好多老师对我父亲评价都挺高的。我想，这就是对我父亲的最高褒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福鼎建房用料不像现在主要是用钢筋水泥及塑料，木头的用量占了半壁江山;家具也不像如今有各式各样现成的可供选择，是得买木料，然后雇木工做。那时木头市场尚未开放，买木头需要指标，用指标买的价格比黑市的价格便宜不少，可是指标比较紧张。那时我准备结婚，正需要木头制作家具，而父亲所在的前岐中心小学有一定数量的指标，作为校长的父亲却绝不自用。父亲是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正派得不能再正派的人。我不止一次想：假如我们国家的干部都像我父亲这样老实、本分、正派，干部的队伍中就几乎没有什么腐败可反了。那该多好哇!

1979年3月至1983年5月，我父亲在桐南小学任校长，其中1981年2月起兼任桐山学区副校长，主持学区工作。1983年5月30日晚8时30分，因病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而逝世。

我亲爱的父亲54岁便永远地走了，过早地离开了这个色彩缤纷的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教书育人岗位。我曾经努力追寻父亲教书育人的足迹，我将继续追寻父亲教书育人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