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张老照片傅克忠老先生先后摄于1977年、1979年的前岐、秦屿和店下，用镜头记录下当年造田种粮丰收喜悦的场景。
解放前后店下洋水稻种植概况（一）
店下境内为低丘盘踞和海滩冲积平原，多堤坝、围塘，围垦后的海滩连成一片，人们称店下洋，绝大部分被开垦为水田，种植水稻，所以被称作福鼎的“米粮仓”。过去种水稻的耕作，一年种一季收一次，种的都是高秆老品种，如齐王头、河花、秋佳等，抗病虫害能力差、容易倒伏、产量低，亩产只三、四百斤。
旧时育秧，播种时间一定要拖到农历四月，秧田旧式，整坵播种，水深些谷种就上浮，水浅了谷种露出秧床，雀鸟争吃，要专人看管，有的就造假人或用布条纸条插在秧田吓鸟。遇到天冷“倒春寒”，还会烂秧缺种，急坏了种田人。
旧时播秧规格宽大，“行行尺二，蔸蔸十二”，即行距1尺2寸，每蔸12苗。
在田管上，有迷信思想，靠天靠神，天旱求雨，虫害靠神。这种天神思想，代代影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科学不发达、科技不普及的年代，农民遇到大旱只能请神求雨。求雨头人，抬出神像，请来神汉搭起高台（有五层、七层、九层），让神汉爬上高台，脚踏八卦，吹起龙角，呼天唤地，祈求雷公雷婆闪电下雨。头人组织求雨，弟子抬着神像和神汉同往龙井请水，一路上唱着：“祈求甘雨哦！救济万民……”结果，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虫害求神，同样是枉费心机。水稻发生了病虫是难免的，只要及时防治就不会成灾。可是却有人认为是天灾，要请神来灭，请出“陶二公神”，大做迷信一场，结果花费了金钱，又耽误了治虫时间，造成虫灾。
失败教训了无知，实践总结出经验，农民在长期治虫过程中，摸索出群团作战灭稻飞虱浮尘子的办法。农民联合起来在中午太阳炎热时，个个手执举荡（灭虫工具：一根两米多长的竹柄固定在一尺见方的木板中间）排在田头（前头派二三人滴撒桐油）一起下田，整齐用力连续地往前推水，像一层层浪花，把浮尘子推到尽头，桐油粘虫除尽杀绝。整片整洋地打歼灭战，效果好。
1950年，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把全部土地分配给农民。耕地按等级上中下，好差搭配，不论男女，按人分配，人多多分，人少少分，土地所有权归国所有。农家祖祖辈辈所祈盼的“耕者有其田”真正的实现了。农民感激党的恩泽，珍惜分来的耕地，精耕细作，多打粮食，踊跃上交公粮，生活逐年提高。
解放后的店下区，是福鼎全县农业生产主产区之一。尤其是水稻，面积大、产量多，种好水稻，是关系着全区人民生活的大计。因此，店下全面大胆地进行水稻改革，改革过去长期种水稻的旧耕作方式，改革过去一年种一季高秆水稻，改变为一年种双季矮秆水稻，促进粮食生产更上一层楼。
农民自愿组织互助组，后来成立初级社、高级社。1958年，体制改革，区改公社，政社合一，村改大队，下属生产队。店下大队把店下洋划分为南门、西门、斗门三个生产队。公社化，大办农民食堂；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对农业生产不够重视，1960年，出现粮食大困难。随后农民对集体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耕作效果差。有首顺口溜：“六点在床头，七点到灶头，八点站门头，九点到田头，未干多少活，大伙叫回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干活认真出力，粮食生产形势大好，年年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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