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芳德政碑”谈“德政碑”废立

        福鼎自建县以来，历任县宰近百人，立“德政碑”者唯光绪间县令丁芳。丁芳任职期间，兴文教、修城垣、广育婴、禁赌博、捕盗贼、防火患、建六房，政声颇佳。为纪念丁芳的德政，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福鼎士民为其树《丁公德政碑》。
        何谓“德政碑”？凡为官者清正廉洁，造福一方，曰“德政”。百姓为其刻石立碑，至于百姓是不是自愿，那就不得而知了。在碑石上刻上纪念性的文字和图画，竖立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称为“德政碑”，又叫“遗爱碑”或“去思碑”。
        闽东比较有名的“德政碑”有明湖广布政使游朴“德政碑”、清福宁知府李拔“德政碑”；游朴“德政坊”尚在，李拔“德政碑”不知消失何方。这种“德政碑”福鼎也就仅县令丁芳立过一块，但闻其名多未见庐山真面目。经多方打听，据说在地方文化馆的某处藏了起来，前往寻访一次，终未能一见，以为憾事。
        光绪年间的福鼎县令丁芳在福鼎任职近十年，但现仅存的《福鼎乡土志》对其生卒记载语焉不详，但事迹还是有寥寥数笔。乡土志载，丁芳，字兰村，河南祥符人，进士出身。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任福鼎县知县，何时离任不得而知，所说丁芳在鼎政声颇佳。
        丁芳为人敦厚，办事精明干练。其断案必穷根究底，明察秋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福鼎县乡土志•刑政》中关于丁芳狱讼刑政的一段记载。其实狱讼刑政，也是清代基层知县的主要政务之一，民间诉讼案件均由知县坐堂推问判决。光绪十七年，知县丁芳“摘奸发伏，人不能欺。每折狱，升堂辩滔滔不见瘁。痛除匪类，严禁赌风。”但在200年多年间100多任知县中，清官廉吏堪称道者，终是少数。在福鼎历任知县中，在狱讼刑政方面能与丁芳媲美的也就以“平日留心民瘼，决狱尤明慎平允”的首任知县傅维祖，以及同治年间力将鼎盐改归官办的知县陈庆生，其余的都上不了台面了。
        在惠民便民方面，丁芳不少费力气。旧桐山一步之遥，有水北溪石桥，系闽浙交通要道。咸丰三年三月初六日福鼎发生地震，震声如雷从西北至，闻者头眩。水北溪桥塌坏30多丈。时县令丁芳到任不久，多次深入水北各村倾听民众呼声，深知此桥重要，亲自督造三个月，终将石桥修复。
        在关心民瘼方面。光绪二十四年夏大旱，至八月十六日强台风袭福鼎境，连日暴雨，洪水成灾，四野水高丈馀，田庐人畜漂没无数。丁芳废寝忘食，积极组织百姓抗灾夺粮，故民无饥馑。经过这次的抗灾，丁芳深感积谷备荒之重要。第二年春，他又带领绅董向全境各殷户劝捐，提出“每积存一百担谷子捐三担，一百担以下的免捐”的口号。这个方案一方面让全境各富家都能捐出粮食，又保障了众多中农、富农增加负担，市民拍手乐从，共捐集稻谷四千余担存入粮仓。他还在境内几个人口较为密集的集镇，如点头、管阳、店下、前岐、白琳等地设立社仓，保证了一方百姓灾年不乱，保境安民。
        明眼人就会发现“德政碑”的立无非两种形式。一类是老百姓为贴心的父母官所立。如宋包拯担任开封知府，明镜高悬，以廉洁著称，百姓为他立“德政碑”，这是立在了百姓的心上。他的名字世代相传，至今家喻户晓，这样的丰碑，耸立在民众的心中。
        另一类“德政碑”，本不该立，却立了起来。此类“德政碑”，不是百姓为“父母官”所立，而是“父母官”自己给自己立，或下面的“父母官”为上面的“父母官”立，或“父母官”之间你给我立，我给你立，自吹自擂式。远的有宋奸相蔡京、清巨贪和坤等人也曾立过“德政碑”，这样的“德政碑”也是“缺德碑”，其寿命是很有限的，而臭名却远扬。
        当然“丁芳德政碑”，我想应该是属上前一类，毕竟他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至少县志是这么载的），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很平常的事。谈到政务，如今哪位县长没救过灾，哪位县长没少在市政建设方面下攻夫，哪位县长没慰问百姓。但在封建社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世风下，已是十分难得可贵了。按照哲学上的对立统一律，立和倒是对立统一的，有立则有倒，有倒则有立，“德政碑”亦是如此。不过“德政碑”的倒，也分为两种情形：百姓给为民做主的父母官立的德政石碑，即使天长日久风化倒掉了，但“父母官”的名字却是百姓心中永远不倒的丰碑。相反，那些庸官的“德政碑”，老百姓称为“缺德碑”，这种“缺德碑”百姓不仅不会立它，还会推倒它，即使不推，它自己也会倒掉的。
        综上观之，“德政碑”立不立，不在于形式，而是根植于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心间。也只有这样的“德政碑”，谁也无法推倒，至于那个形式的“德政碑”不了也罢。   投稿人：陈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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