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谓新史料恰恰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

日本史学界对石井望“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以及右翼媒体的故意曲解炒作报以冷眼

文/高洪

最近，随着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升温，日本右翼势力开始动用各种力量为窃占钓鱼岛寻找依据。一位据称是搞汉文学专业的副教授经过“苦心钻研”找到了一条能证明“钓鱼岛不属于中国”的史料。一时间，日本一些人大为兴奋，右翼势力更是弹冠相庆，《产经新闻》等媒体也如获至宝，大肆鼓噪“中国自明朝就把钓鱼岛划归台湾的根据彻底崩溃了！”然而，历史铁证再一次粉碎了日本右翼通过曲解史料臆造出的幻梦。人们稍加分析就能明瞭，恰恰是这条所谓“有利于日本的新证据”，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而不是属于古琉球国或今天的日本。

《重编使琉球录》与《石泉山房文集》同为明朝册封使郭汝霖所撰，两者陈述并不矛盾

作为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中历史要素原本就是非常清楚的——最早发现和利用了钓鱼岛的是中国人。明清两代共向琉球派遣过24位册封使，其中有14位撰写过出使记录，并且都提到过航路上的钓鱼诸岛属于中国，是为翔实可信的记录和证据。明朝册封使郭汝霖1561年所著《重编使琉球录》，是中国学术界判定中国最早发现和经略钓鱼岛的主要依据之一，其中记载为：“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清楚地证明了，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而石井望援引的《石泉山房文集》中，“行至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只是同一位作者在不同作品中，对同一事件所做的词句表达略有不同的陈述。只要对上述两段文献加以考证、推敲，就不难看出两者含义完全相同。

石井望断章取义，误读中国文献，以致得出错误结论

按照日本《产经新闻》7月17日头版头条刊登的报道，长崎纯心大学副教授石井望从明代郭汝霖所著《石泉山房文集》中找到郭汝霖作为明朝册封使，出使琉球后写给朝廷的奏折，其中提到出使琉球的记录为：“闰五月初三日，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石井望据此认定“这是明朝皇帝所派使节团正式承认赤尾屿属于琉球，并由琉球人命名”的证据。

其实，石井望的“新发现”不过是中方主张的诸多史料的另一个同类旁证。首先，在时间上，两部文献描述完全相同。《重编使琉球录》记述为“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这与石井望从《石泉山房文集》中断章取义地摘除的“行至闰五月初三”并不矛盾，都是在说明闰五月初一就已经过钓鱼屿，五月初三则行船至赤屿了。

其次，在时序上也能看出钓鱼岛群岛属于中国。今人所见《石泉山房文集》为明万历年间郭氏家刻本，收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庄严文化公司）。其中相关记述中，有郭汝霖于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奉命册封，但一行人等因故在福建“淹留至嘉靖四十年夏五月”的内容。及至“五月二十八日，始得开洋，行至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完整读下来，可见这一文本的陈述，虽不及《重编使琉球录》中“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详细，但郭汝霖在《石泉山房文集》中，从五月二十八日“开洋”（即起锚出发）一语直抵“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其间约一周时间中（农历闰月指每逢闰年所加的一个月，闰五月初三为下个月的初三）行船经过的钓鱼岛诸岛统统省略不论，直接点出与琉球交界的赤屿，是因为作者身为册封使，无须述及自己国家所属的岛屿。而这一点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到了赤屿就到了明朝与琉球的边界处。

再次，在地理空间位置上，两部文献记录也是吻合的。《重编使琉球录》记为：“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即明使节船初三到达赤屿，这个赤屿就是与琉球国姑米山（久米岛）交界处。《石泉山房文集》中“界地名赤屿”一语，即交界地点为赤屿。中国历朝使节的出访记录，大都采用“主体视角”的描述，谈及界地，通常是指明我方边界内的最前端地点。

最后，石井望的“依据”是“涉琉球境”。他认为“涉”即“进入”，意思是进入了琉球，而“界地”就是今天的境界，进而提出“赤屿是琉球人命名的岛屿”。这一判断和推导，其实是对中国文献的误读，其结论也是牵强附会和违反逻辑的。“涉”字属于会意字，从水从步。作为动词，在古汉语中原指徒步经过水域，《说文》称“涉，徒行濿水也”。后引申出经过、牵连、关联、进入、介入、至、及、动、着等20多个语义与用法，尽管也有进入的意思，但此处“涉琉球境”显然是“及至琉球边境”的意思。否则，下面一句“界地名赤屿”就难以解释。所以，“行至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翻译成今文，当为“行至闰五月初三，来到琉球边境，其交界处是（中国）叫做‘赤屿’的地方”。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两部史料的可信程度与权重也大有区别。相比较而言，《石泉山房文集》不过是文集，并非史料，而《琉球奉使录》与《重编使琉球录》均具有官方性质，作为历史依据显然更可采信。

正确解读史料，尊重历史事实，是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基本前提

日本史家素有实证主义方法与严谨治学传统，已故井上清等史家对中日交通往来中明清记录，以及日本如何利用甲午战争窃取钓鱼岛的研究足以令世人信服。所以，日本史学界对石井望“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以及右翼媒体的故意曲解炒作报以冷眼。可见，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过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带着先入为主的期许搞出来的“杰作”，与井上清等尊重史实而不是追求政治利益的史家相比，可谓判若云泥，为学术界所不齿。

至于日本的右翼，历来是闭着眼睛自说自话——一味强调近代以后日本人“发现”钓鱼岛，对中国历史上的大量文献视而不见。这次日本方面找到一份“对日本有利的”明代学术文献，让右翼有了底气，于是放胆与中国论起明代钓鱼岛归属问题。不难想见，谎言不攻自破以后，日本右翼又会对明代中日交通史上的诸多证据采取“鸵鸟政策”。但笔者想藉此对日本进一言：正确解读史料，尊重历史事实，才是解决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基本前提；承认两国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在谈判对话中寻求解决方法，才符合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准则和两国民众的长远利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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