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门银洞遗址前

坐在白银村部古雅、高敞的小剧场内，看办事员给我们播放专题幻灯片时，就被第一张图片上的正标题“大明银都”四个字震撼到了。一个弹丸之地，何以成为赫赫有名的“大明银都”?这是爆人眼球的噱头?还是苦心孤诣的广告修辞?抑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盯着那副标题“打造白银矿国家AAAA级矿山公园”一行字，我颇有感触。

第三张幻灯片跳出的是“大明银都旅游路线图”，上面一一罗列着景点：猪古岭松树林古道、秀水瀑布、U型大峡谷、外岗大峡谷、交溪、七洞门、岗尾、交溪古道、牛头岭、大峡谷。

来龟湖之前，就听说这里有古代银矿遗址———七门银洞。有民谣曰：“四千打银人，三千过往客。”由此可以想见其昔年的繁盛。在陈列室内，我们一行采风者，看到了摆在桌案上的银矿石样品，石头表面的部分区域，闪烁着银亮的光芒，看来，含银率还挺高。用手搬动它，感觉特别沉。讲解员介绍说，龟湖银矿遗址坐落在龟湖镇白银村一处叫“五桐洋”(又作“梧桐洋”)的山场，始采于明朝初年(约1368年)，鼎盛于明景泰至成化年间(1450-1487年)，是当时浙闽境内的最大银矿，是朝廷采银的主产区之一。

一个身处东南僻远之地的山旮旯，何以有曾经的兴衰沉浮?于是，就有了去实地走走的念想。

驱车前往“五桐洋”，到了一处幽僻的溪壑。下车，顺着沿石崖挖凿而成的逼仄小路，到崖壁下方去，就看到上下两排错落有致的矿洞口。一面峻峭的石壁上镌着“七门银洞”四字。洞口狭小，仅容一人入。我们好奇地走进其中一个，洞内阴暗、寒凉，有风涌流而出。洞势向下，洞壁凹凸不平，走不多远，前方有铁条拦网挡路，提醒“止步”。从网格向下、向上张望，发现前方上下左右皆已挖空，其深，其长，皆暗不可测。

遥想此地曾历数十年不知餍足的采掘，山体已然中空。本属薄矿之地，如何经受得住无节制的索取?据《分疆录》载：“泰顺银坑发于成化五年(1469年)，钦差大臣莅县开办银矿，岁贡白银三千八百十四两。厥后矿脉日微、渐次减免，弘治改元(1488年)减至六百零四两，三年以后矿脉竭，封坑。”

我琢磨着这段文字，思绪在“封坑”两字洇开。不到二十年，在官府的巧取豪夺下，这“暴发户”就山穷水尽了!?可是据史料所载，“封矿”之后，当地及周边的一些熟练矿工为了生存，仍私自偷采，获利不菲。此风蔓延，朝廷鞭长莫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只是银税照收。当年此处的采银人，成分极其复杂：逃犯，退伍军人，落魄书生，无立锥之地、一贫如洗者……这样一群辗转于底层的漂泊者，他们的命运与这座矿山的命运一样，总有一天要面临崩塌的危险……

在这个举目秋色烂漫的仲秋午后，七门银洞废矿却是落寞而寂寥的。它是过往文明人类的弃儿，是大自然难以弥合的创口。而当历史车轮迈进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个着意自然生态环保的新时代，龟湖镇、白银村、七门银洞，连同交溪、峡谷、古官道，这一带清幽、奇秀的自然山水及其文化遗存，迎来了朝气蓬勃的春天。

在为龟湖的生机而庆幸的同时，驻足这峡谷边缘的七门洞银矿遗址，仍然有追问的冲动。

这横亘在我们视野中的阴森的矿洞，犹如历史忧郁而深沉的巨眼。他们日日仰望高天上悠游的白云、徜徉的飞鸟，俯听萧萧的落叶、奔涌的溪流，还在想些什么，要说些什么?

它是否还记得当年这里进进出出、夙夜辛劳的矿徒?为了谋生，他们背井离乡，从丽水、福建、江西等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而因为官府的贪婪，设施的简陋，他们的生命在盘剥与压榨下消殒;或者被突如其来的矿难而吞噬。一幕幕人生惨剧，一声声凄厉哭号，一缕缕冤魂游魄，已然在时光隧道中消遁。或许在州县地方志书中，在民间家谱族牒里，在漫漶湮没的碑刻上，尚有零零星星的文字，记录着这些升斗小民的悲欢离合。而史料文献浩如烟海，真正被发现并确证的少之又少。

置身阴晦的矿洞中不多时，就有凛然、凄怆之感。似乎，这样的“巷道”把人拽入了那些藏匿的时光中，去探寻岁月深埋下的种种隐秘。

它是否还记得当年银坑附近岗坪上巍然矗立的太监府?那些嗓音怪异的太监张牙舞爪，挥动长鞭，凶神恶煞地驱使着矿徒们劳作。

它是否还记得南面山顶上高耸的烽火台?是否还记得驻扎在邻近的小烊仔山上的守军?在这些森严、狰狞的国家机器的拱卫下，那些长年累月挣扎在幽深阴暗的坑洞中的矿徒们，犹如笼罩在巨大网罗中的囚鸟。监工的斥骂声，采石的铿锵声，熔炼的鼓风声，压抑的怨怼声，在这空旷的沟壑中交响。

堆积如山的矿渣，也把矿徒们的青春堆砌了;熊熊燃烧的熔炉，也把他们的乡愁消融了;日挖月掘的坑洞，也把他们的幸福蚀空了。更有甚者，有的矿徒逃避不及，就活埋在突然坍塌的坑洞中。

而白花花的银水熔铸成的块块银锭，闪耀着阵阵寒光，一箱箱，络绎不绝，从这荒山野岭中输往朝廷府库;化为银元，叮当作响，流通在全国各地市井、店肆。可又有谁去细细掂量这些银锭、银币所负载的那些“打银人”的汗水、血泪……

在一个只重结果而略过程的急功近利的时代，或许做这么一种思接千载的玄想，可能太过矫情。而犹让人警醒的是，在一个欲壑难填、寡仁鲜义的封建集权专制政权的碾压下，多少类似矿徒的蝼蚁般的子民，在逼而又逼，忍无可忍的极端境遇之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火山爆发般的反抗。明正统九年(1444年)至景泰元年(1450年)，由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爆发于闽、浙、赣矿工、农民起义，其导火索之一，正是朝廷为榨取更多白银而对矿工加紧盘剥，对采银矿区严密封锁，对私人开矿残酷镇压。

泰顺建县始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其名涵义为“国泰民安，人心归顺”。在叶、邓起义被朝廷剿灭之后，朝廷出于强化边远地区管理、稳定统治秩序的考虑，采用封疆立县的办法，在浙省新划设了泰顺、景宁、云和、宣平四县。大明景泰帝及其臣子们，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卜取这类吉祥、讨彩的县名，显然有长治久安、风调雨顺、江山稳固的希冀在内。

可以想象，五百多年前，在白银村方圆数百里的广袤山区内，那些个曾铤而走险地站到了朝廷对立面的矿工们，是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怎样的血雨腥风之后，才最终寂灭无闻，化作白骨，星散四处。在暴风骤雨之后，那些再也采不到银矿的废弃坑洞，则彻底沦为孤单无助的弃子，流落在荒山野岭间，在杂树榛莽下，在漫长地等待着后人前来探秘、凭吊。

时光的册页已然翻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叶，乡村旅游开发、乡村文化建设，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课题，已渐渐成为实践的迫切要务。此种语境与修辞下的白银村、七门洞，得以藉“大明银都”之名号，实现当地乡民兴村致富的美好愿景，未尝不是一件可喜可贺、值得大书特书之好事!而曾短暂辉煌而后迅疾衰颓的“七门洞”及周边地区的采银业，及其曾滋生的矿工造反等风潮，仍为后人留存了足资深鉴的命题：

文明的人类，该怎样与自然和谐共生?

开明的政治，该怎样与黎民融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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