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姥山位居东南海澨，作为区域女神之山，太姥信仰由来已久。但我们发现，这位上古女神太姥，后来有一个被不断塑造的过程。到了东汉，王烈的《蟠桃记》把这位“尧时老母”演绎为被道士度化而成的仙人，并说汉武帝命东方朔授天下名山，改“母”为“姥”。这个记载告诉我们，西汉时期，中央皇权已经渗透到了太姥山地区，而在东汉，道教开始在太姥山得以发展，太姥文化已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太姥山全志·金石》有载：“‘天下第一名山’六大字摩崖，东方朔题，镌于摩霄庵右石壁上，字模糊不可辨。”虽然东方朔刻石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这个石刻表明了人们为太姥文化寻求正统性和合法性的成功。
这种寻求并未就此停止。到了唐代，随着太姥山佛教的发展，人们又把太姥纳入了佛教神灵系统。《太姥山全志·金石》记载：“太姥墓碑：镌曰‘尧封太姥舍利宝塔’。明林祖恕记云‘唐玄宗赐祭题额’，疑即此。”这8字石刻，让传说中已经飞升的太姥却有了可以安葬的“舍利”；“尧时”老母在这里变身成为了“尧封”太姥，虽一字之差，却显著提高了太姥的地位。传言唐玄宗赐祭题额，进一步表明中央皇权对太姥文化的承认、接纳和吸收。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有载：“大姥山，在福宁州东北百里，高十余里，周四十里，旧名才山。……唐开元中，特图其形，敕有司春秋致祭。”
水湖瑞草堂石刻的存在表明，太姥山到了宋末元初还有道教的持续发展。这是太姥山上唯一一方元代石刻，刻于元至元庚寅年，即公元1290年，是道士杨涅生前自作的“墓志”。石刻详细记述了杨涅的生平，重点介绍他学道和建造石湖道宇的过程。其中杨涅买田与太姥山僧晦翁交换石刻所在这片小丘的记述，既表明了那时太姥山释、道并存的情况，也透露了太姥山僧徒们不仅拥有如国兴寺那样恢弘的庙宇，还拥有数量不少的山地田产。
史料中记载始建于唐代的国兴寺，遗址经过两次的考古发掘，只发现宋代的遗物。大量精美绝伦的建筑构件横卧遗址之上，收获游客的连连惊叹。每次瞻仰，我都不禁要想，这座被明代文人赞叹为“大可拟建章，丽可比祈年”的山中佛寺，建寺者何许人？他是如何获得政府财政的支持而建起如此庞大的庙宇？僧人们与朝廷，与地方政权，与地方大族，以及与广大信众如何建立良好的关系，以维持寺院香火的旺盛不衰？所有这些有趣的疑问，或许可以从那些建筑构件上简约的铭文获得答案。
说到寺僧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白云寺后石壁上的“闽藩少方伯黄公赐碑”和“游学海题刻”的碑文中读出寺僧们为了寺院的生存，而求助于当地政府和地方绅士，为了维护太姥寺院、僧人的权益而作出的努力。
岩石有心无口，但“石不言语最可人”，它们在等待知音，等待解读它们的人。
太姥奇石的前身，是地底下汹涌的岩浆，是大地磅礴的心事。即便有一天，他们冷却为僵硬的花岗岩，也没有停止内心的悸动。经过亿万年不断挣扎，终于有一天，挣脱出地面，山崩地裂，粉身碎骨之后，又经亿万年的风霜雪雨，成就了如今千奇百怪的面貌。这些千奇百怪的岩石，向人们传递雄浑的，劲健的，庄严的，祥和的，清奇的，淘气的，乃至乖戾的气息。面对太姥岩石，人们或低眉沉默，或仰头啸咏，甚或手舞足蹈……他们读出了人世的悲欢，也读出了己心的悲喜。
我想即便是空门中人，面对太姥奇石，也没办法做到淡然处之，一片瓦寺旁崖壁上的“玄琢奇崖”石刻该是明代高僧碧山上人对太姥奇石抑制不住的由衷赞叹。
僧人们尚且如此，善于表达的文人墨客就更加无所顾忌，他们吟诗、作赋、撰文，以特有方式记录自身与太姥山的互动，有条件的还把作品刻在太姥山的岩石上。纵观太姥石刻，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精英在太姥刻石的行为于明朝中后期迎来了一个高峰。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多，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太姥山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士大夫阶层在文化上已经趋于成熟，培养出一套符合自身趣味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同时礼教禁防松懈，个人自由意志得以充分彰显，一部分士大夫则不满于日渐昏暗的政治生态而寄情山水，游逸嬉玩成为时代征候。他们登临太姥名山，揽风观景，吟诗作赋，勒诸石壁，正可契合他们的“风雅”趣味。
上文提及的碧山和尚，“能诗，与张叔弢友善，叔弢尝目为诗僧。”张叔弢的好友林祖恕在《游太姥山记》中提到，他游太姥，就曾见白云寺旁的梦堂堂后石壁有榜曰“丹室”曰“璎珞”者，均为叔弢醉笔。张叔弢醉后于寺院题壁，真可见文人的“洒脱”和“任性”，可惜此“丹室”和“璎珞”现均已无存。
和张叔弢一样洒脱的还有沈儆炌。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时任福建提学副使沈儆炌与福建按察司副使兼分巡福宁道马邦良以及福建北路参将张守贵同登太姥山，沈儆炌作《皇明万历庚子仲夏既望同兵宪马公（讳邦良，富春人）参戎张公（讳守贵，福州人）登太姥》一诗，并刻石于太姥山纱帽岩。诗曰：“太姥遥临海国宽，梯航日出望中看。夜深击筑摩霄顶，万里风吹月影寒。”上文说张叔弢在白云寺醉酒，这次沈儆炌一伙却是深夜在摩霄顶击筑（一种古代乐器），明代文人们醉心山水，嗨起来的时候，一般人难以企及。
陈五昌是另外一种“任性”，太姥山上的石刻他一人居然有4处之多。万历三十六年（1608）春天，翰林院检讨、福清人陈五昌回乡，当年秋天，偕文友陈仲溱同游太姥。这次游览，时间居然长达8天之久，对一处名山胜景的探究和迷恋，古人堪为今人示范。精英阶层除了寄情山水，获得感官和心灵的愉悦，似乎还有一种责任感，就是为名胜的传播做点什么，同时也为名山留下点什么。同一时期，闽中诗坛领袖谢肇淛来了一次太姥山，离开后编了一本《太姥山志》；上文提到的马邦良，不但修筑了望仙桥，还为太姥山画图，他画出图来为太姥山作宣传，还想给那些没办法亲临太姥的人们欣赏观看。他在《〈太姥山图〉序》中说：“余得并游会境，绘图召锲，俾大雅之士知有太姥，觅路寻踪，而壤隔势阻者，一寓目焉，亦不失宗生之卧游尔。”这次陈五昌与陈仲溱的太姥之游，他们还为太姥山的景点命名，陈五昌的4处诗刻，也是这次游山的成果。陈仲溱在《游太姥山记》中记述了他们的这次作为：“桥悬半空，倚岩箕踞，或举觞大酌，翩翩欲飞，遂名桥为御风桥。伯全诗先成，命僧志其处，勒之石，因并示绝顶、岩洞诸镌处。”
我们不由得感叹，名山之所以为名山，千百年来，就是有像马邦良、陈五昌这样的有心人，为太姥山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从而建构起了一座文化的山峰！
类似陈五昌和陈仲溱为“御风桥”命名，时任福建按察使司佥事兼福宁守巡道熊明遇也为“鸿雪洞”命名，并在洞外石壁上题刻。东坡诗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熊明遇当年在朝廷意气风发，不曾想被卷入党争，从兵部外放这偏僻的福宁州，他一定志不在此，“鸿雪”二字无疑透露了他欲远走高飞的心事。还有那方悬崖高处的“云标”石刻，怕也是他某种心思的流露吧！“我爱此山难屡至，犹如雪上印飞鸿。”熊明遇一定是要高飞的，但这不影响他对太姥山的热爱。当年不得意，太姥仙境正是他安顿身心的好地方。
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我想，太姥石刻堪为太姥文化的“活化石”。这每一方石刻，背后都站着一个人，都连接着一个地方社会，都承载着一段历史。刻石者当年如何来到太姥山？为什么来到太姥山？他们与太姥山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联系？他们为什么要在太姥山刻石？他们从哪里来？离开太姥山又到哪里去？……叮当作响的刻石声已经远去，但凿下的石刻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本本石质书册、一个个窥探历史深处有趣细节的窗口。
当我们读太姥石刻时，我们读什么？无疑，这每一方石刻，都承载着一段太姥山的记忆，它们保留、丰富和见证了太姥山乃至太姥山地区历史人文发展过程，赋予太姥自然山水以生命和灵魂，蕴涵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深邃的人文精神，成为太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连太姥山间，瞻仰这一方方石刻，我们仿佛在聆听太姥山沧海桑田的故事；通过这些石刻，我们得以与更多沉默的石头对话，与一整座大山对话，欣赏它身上的风流韵致，也读懂它背后的奥妙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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