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张小桌拼成一张长方形大桌，两侧各摆着四五把椅子。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委党校二楼的第一接访室，至今还保留着35年前的陈设。
1988年12月20日，宁德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坐在这张拼桌的一侧，来访群众坐在另一侧。他们面对面地交流、解决着问题，送走一波，又迎来一波。来访日当天，宁德地、县两级领导共接待101名来访群众，受理问题85件，12件当面答复解决。
霞浦县公交公司职工舒穗英想不到，一进接访室的门，地委书记就迎过来握住她的手：“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又搭上去，十指是连心的，暖流从指尖流向心脏。”她更想不到的是，从那一天开始，“四下基层”落地生根、薪火相传，在山海之间引发一场“弱鸟先飞”、弱鸟高飞的逆袭蜕变，并从闽东走向全国。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四下基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大力倡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作为其最初受益者、不懈践行者，35年来宁德书写的故事中，蕴藏着“四下基层”的实践密码。
“四下基层”缘何而起？
——根植人民又造福人民，成为35年来保持生命力的源头活水
宁德沿海，却更像山区。山路有多难走？下党乡是寿宁县西部最偏远的山乡，1989年，时任地委书记的习近平一进下党乡，需要边走边砍树杈、劈野草来开路，许多干部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
山高路远，“四下基层”最初设立是为方便群众。习近平同志的话语朴实，感情却很深厚：“与其群众跋山涉水上访，不如我们干部直接下访，几个干部下去，总比那么多群众上来要强一些。”
转眼35年过去，路通了，网络发达了，“云见面”“云对话”都不稀奇，干部为什么还需要“四下基层”？
“这是干部和群众感情的更好表达。”在寿宁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下党乡党委书记项忠红看来，和群众建立感情联系没有什么捷径，面对面的力量是任何技术都取代不了的。尤其农村工作，“通过‘四下基层’，把政策变成农民身边的实惠，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实实在在。”
和乡里的外来媳妇谈心交朋友，说起全乡的人都如数家珍……这都是项忠红用脚底板走出来的。由此她不仅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信服，还激发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十多个外地媳妇组成“下党媳妇”巾帼志愿服务队，义务照顾本村孤寡老人，春节自导自演“村晚”；16个年轻人自发组织义务消防队，消防、抢险、应急都在行；村民的心态越来越包容开放，七八十岁的阿公也开始主动参与到乡村旅游业态中来。
“过去只能走几十里路背茶叶出去卖，现在开车到下党很方便，我们坐在家门口就能赚钱。”今年76岁的王光朝老人自己经营一家“幸福茶馆”，一年营业额有十几万元。
从“辛苦茶”到“幸福茶”，靠的是有形的路，更是“四下基层”架起的无形的“连心桥”——如今，在下党乡，村里小孩都认得县委书记，见面还会打声招呼；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发展阶段，都要走到人民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成为这里干部的“默认设置”。
有些事情是没有捷径的，即便是通讯技术再进步，人与人的沟通效率再迅捷，但走到群众中间去，拉着他们的手面对面交流，效果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干群关系。走下去虽然辛苦，但这样才能真正摸清情况，把政策和资金送下去、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基层干部的威信也自然而然树立起来。
年纪不大，说话办事却很果断，这是“闽东连家船民上岸第一村”下白石镇下岐村党支部书记陈凌给人的第一印象。作为上岸连家船民的第二代，村中不少人是陈凌的长辈，但他在村里依然很有威信。这是因为，他通过联合周边8个产业薄弱村，建起集参观体验、海鲜交易、品尝加工于一体的“海鲜一条街”，建成当年村集体就实现年收入83万元，让上岸船民不仅住下来、还能富起来。下岐村村民郑秀梅的海鲜酒楼就在这条街上，她告诉记者，十一期间平均每天有20多桌客人，日营业额2万多元。
建成全省首个海上社区居委会，5000多个常住养殖户、万余名外来务工人员办事不用专门坐船回到岸上，而是就近享受海上社区管理服务；聚焦全市37个有居民海岛，出台支持海岛振兴的九条措施，让岛上群众也能“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
闽山闽水物华新。根植人民又造福人民，成为35年来“四下基层”保持生命力的源头活水、自我更迭演化的不竭动力。
“四下基层”如何有效？
——“下”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下”而有为、“下”而有效
曾经山穷地瘦、经济滞后的宁德，35年来从沿海“黄金断裂带”逆袭蜕变为“黄金增长点”，正源于对“四下基层”的持续践行。
“四下基层”植根于“民”，着眼于“下”。但“下”只是一种形式，关键在“下”而有为、“下”而有效。如何做到有为有效？
要在“下”的过程中“答问”，瞄准“急难愁盼”的群众问题。
别看如今的蕉城区三都镇白基湾碧波荡漾、生机勃勃，然而曾几何时，由于海上养殖无序扩张，传统渔排产生海漂垃圾，有时渔船都无法通行。2018年，一场大规模海上养殖综合整治在宁德展开。“要把传统渔排换成环保塑胶渔排，没有参考经验，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整治办主任阮璟告诉记者。
一次次海上调研、讲解、技术指导、政策宣讲，市、县、乡、村2400多名党员干部上岛下村、入户进排，海上养殖成功转型升级，沿海60万渔民有了干净整洁的环境，养殖效益也大大增加。在此基础上，宁德还推广“渔排贷”，农户凭养殖证和渔排设施就可直接在线申请贷款，工作人员线上办理，整个审核过程不到10分钟。三都镇大湾村的养殖大户杨业平就是受益者，260口网箱大黄鱼年产量能达到400万斤。
要在“下”的过程中“求解”，找准因地制宜的发展方向。
靠山吃山唱山歌，福鼎白茶名海外。在位于福鼎的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外，市场总监郑兆基拿出手机，扫完外包装上的二维码，向记者展示这包茶的“身份证”——产地、生产日期、年份，一目了然。福鼎白茶名气大，市场上也出现了“李逵”“李鬼”分不清的问题。“这个二维码能帮助加工企业和消费者识别茶青产地，保证品牌纯正度。”郑兆基说。
茶叶“身份证”是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关联着全市36.2万亩茶园、近8万户茶农、4800多个茶青经纪人和3041家加工主体，让每一片茶叶从茶园到茶杯全程可追溯。”福鼎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青碧告诉记者，“系统建设过程中，我们就反复调研，分片区征求意见、开展座谈，吸收茶农意见建议。2021年系统上线以来，还是每年进村、进茶园调研，发现问题现场解决，及时升级完善系统。”如今，通过茶园测绘和线下核实，福鼎市所有茶园和茶农都有精准画像，一旦销售茶青超出预估产量，系统将会预警并取消交易，从源头遏制住了“李鬼”的出现。
还要在“下”的过程中创新，精准做好新形势下的基层工作。
溪水潺潺纵贯村落，一石一树诗意栖居，许多游客在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找到了乡愁。然而这份乡愁来之不易。古村落修缮改造涉及巷道改造、传统民居修缮、改水改厕等，若简单照搬城市建设模式，就容易出现准备时间长、间接费用占比大、村民参与度低等问题。
如何破题？屏南县从基层实践中总结摸索出一套“工料法”——对投资额在400万元以下的村庄小型项目，由村委会自行购料、请工、施工、监督。“工料法”不仅为熙岭乡的乡村建设项目节约2600余万元、平均每个项目节约3-4个月时间，还让许多乡村手艺人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工匠增收、技艺传承、老屋修缮、环境宜居“四赢”。
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面对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宁德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创新推行网上的“四下基层”，开展“线上大接访”，除了定期接访，市、县领导还会根据问题紧急程度随时在线上接访。一座座虚拟空间里的“连心桥”，把干部送到网络一线，在更快更好为民办事的同时，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党员干部在新时代的新形象。
既到基层发现问题，又从基层找办法，35年的传承践行、弘扬创新，“四下基层”已经成为宁德党员干部凝聚人心、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金钥匙”和动力源。在宁德，“四下基层”已成为常态，与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了一级带着一级干、一任接着一任干。
“四下基层”带来什么？
——最明显的是干部精气神变化，同时，群众的内生动力也越来越足
白云山麓，桂香山下，坐落着福安市社口镇坦洋村，坦洋工夫茶历史悠久，曾扬名海外。金秋桂花开，村里弥漫着茶香、桂花香。
1990年，就在坦洋村，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留下了“喝过坦洋工夫茶，人走情常在”的一段基层交接佳话。清茶、叙话，创新的基层交接正是一次“四下基层”的生动示范，在当地干部心中留下了一种方法、一种作风。
之后很多年直至今日，宁德的干部提拔也好、调动也好，始终都是简化迎来送往。市委主要领导平均每年带头下基层近120天，近五年来，各级领导干部共走访群众12万户，实实在在解决了5.7万件问题。
天色已黑，山区秋夜渐凉，记者在下党村下党画苑采访时，偶遇了杨溪头村驻村第一书记苏炳敬：“我想和吴老师商定一下时间，什么时候去我们那实地看看村庄改造的点。”苏炳敬口中的“吴老师”是下党画苑的主人、画家吴祥芳，她用一支画笔将下党村的墙壁、民居、电表箱变成独一份的风景，8月份刚被聘为下党村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苏炳敬最近正忙着杨溪头村的环境整治提升，晚上没事就来找吴祥芳请教：“杨溪头村也是古村落，想问问吴老师，怎样美化民居、基础设施，使其更融入到古村氛围中去。”
在宁德，不仅是像苏炳敬一样的年轻干部干劲十足，一批有经验有阅历的干部投入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也很高。
宁德市科技局一级调研员冯坚就是其中一员。2020年12月，临近退休的他经组织选派，来到坦洋村担任乡村振兴指导员。“从那开始我就常住坦洋村，最长一次连着11天在村里，晚上到村民家里喝茶聊天，问大家需要什么，然后就到分管部门跑手续、找支持。”冯坚不缺思路和经验，先后在经济、政法、旅游等多个领域工作过的他政策熟、资源多，在他的努力下，坦洋村不仅新修10公里茶山机耕路、筹资500万元打造茶叶技术综合培训中心、投资约300万元建成现代化茶厂，村集体“家底”也厚实了，给村里70岁以上老人都上了个人医保。
为推动“四下基层”成为常态、发挥长效，宁德建立了“一书记三大员”制度，选派567名驻村第一书记、518名乡村振兴指导员、1200名科技特派员、268名金融助理员，下沉一线开展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其中，乡村振兴指导员大多是临近退休的处科级领导干部，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熟悉三农政策，思想比较开阔，又有乡土情怀，到一线打硬仗、攻难题，能够有效带动更多的力量、资源、资金等要素向乡村聚集，助推乡村走上振兴之路。
“基层出题、干部答题”“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乡村振兴一线成为“主战场”“大考场”。仅2022年，市县两级共提拔使用在重点项目、乡村振兴一线表现优秀干部740多名。
35年间，宁德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干部精气神的变化。“赛马场上选千里马”，把精兵强将派到一线去，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年轻干部到一线去，优秀干部从一线来”，让缺乏基层经验的年轻干部到乡村去，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在“四下基层”的干群紧密联系中，群众的内生动力也越来越足——东安村村民自筹2000多万元建设跨海大桥，毗邻的关门村村民主动捐资73.9万元，2019年7月，在上级补助下，长585米、宽9米的跨海大桥建成通车，东安岛结束了“孤岛”历史，如今还将通高速；青年返乡创业开发坦洋工夫茶的新式茶饮，啤啤茶、奶茶、茶枣让传统与现代碰撞，百年非遗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消费热点……
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对干部服气认可，“四下基层”让干群“双向奔赴”，汇聚成闽东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强大合力。古田县279个村中有235个是食用菌专业村，2022年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4万元，连续19年居全市第一；下党村“不卖茶只卖茶园”的产业模式，让当地农民在短短3年内实现收入翻番……
近年来，宁德经济增速连续领跑全省，综合实力跃升至全省第5位，跨入全国百强城市行列；10年来，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829元增加到2.13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47∶1缩小至1.9∶1。
基层善治方有大国之治。善治密码看似复杂，说来也简单，那就是一颗人民至上的初心。沉下去才能办好群众的事，将心比心才能干群一心。宁德35年间持续践行“四下基层”正是如此，滴水穿石，常下常新，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前方的路还很长，更为昂扬的山海交响令人期待。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竟涵 王岩 刘硕颖
短评：
“四下基层”历久弥新
李竟涵
源于闽东，走向全国。今年是“四下基层”提出35周年。35年前，在山高路远、贫穷落后的宁德，“四下基层”应运而生；今天重读宁德故事，依然能感受到“四下基层”跨越时空的思想光芒和实践伟力。
“四下基层”之所以历久弥新，因其内涵与新时代以来的重要论述重大部署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一路走来，时空虽有变化，不变的是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坚定的基层导向。“四下基层”之所以历久弥新，还因其鲜明的实践特征。35年来，宁德从“老少边岛穷”跃居全国百强市的发展嬗变，有力地印证了“四下基层”的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四下基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大创举。当前第二批主题教育正在开展，突出特点是层级下移，同基层和群众的联系更直接，群众期待解决的问题更多元更具体。确保主题教育见实效、群众得实惠，需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多为人民办好事实事。这就要求我们走好新时代“四下基层”之路，做到“下”而有序、“下”而有效，不给基层增添麻烦，多帮群众解决问题，不搞花架子、装样子，求真务实推动发展，让“四下基层”成为砥砺干部作风的“磨刀石”、密切干群关系的“连心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
这个地方，“吞”垃圾，“吐”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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